(危机与抗争同志人群与艾滋病作斗争历史及现状.ppt

危机与抗争 ——中国同志人群与艾滋病作斗争历史及现状 当代（1978年以来）中国同志（同性恋人群）的社会处境和态度 两个估计： 中国同性恋人群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之一，也正因为如此，同性恋人群也是改革开放事业始终不渝支持者和参与者。 和谐社会不仅仅是异性恋的和谐社会，是包括同性恋人群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民的和谐社会。和谐社会必然给同性恋人群带来更大的利益，因此，同性恋人群将积极投身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中。 形势判断：“中国同志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中国同志人群HIV感染率迅速上升，已经呈现爆发流行的趋势。（参见NCAIDS，61个城市MSM人群HIV流行病学调查相关数据） 艾滋病的流行极大的影响中国同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严重危协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为改革开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之后。我们不但不能分享改革开放事业带来的成果，还要承担严重疾病带来的痛苦、歧视和污名，这是不公平、非正义和不能接受的。 责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导致目前危机的根源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政府拒绝落实《世界人权宣言》的庄严承诺，无视宪法的相关条款，对同性恋人群歧视、区别对待；拒绝正式艾滋病对同性恋人群危害，甚至拒绝承认同性恋人群的存在;将艾滋病对同性恋人群的危害当作不重要的问题，甚至将同性恋人群当作“无关紧要的人”。 是导致目前严峻形式最根本原因。 责任：无作为的官僚主义是导致目前危机的主要原因 1989年中国大陆第一例经性传播的艾滋病病例就是北京的一位同志。 但是，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1989年—2004年）同志人群被排除在中国官方的艾滋病防治政策之外。在国家制定的法规、政策中找不到对这一群体的描述，国家的防治资金中没有针对这一人群的预算。 人为的放弃了控制艾滋病在同志人群中流行的大好时机。 我们的行动 春潮萌动（20世纪80 ~90年代） 在中国，同志人群是最早自发投入到艾滋病防治中去的民间力量 20世纪80 ~90年代，当中国的主流意识还盲目的鼓吹“艾滋病是西方腐朽生存方式的体现”妄图“将艾滋病挡在国门之外”的时候，中国的同志人群已经意识到艾滋病危机的迫近，突破社会压力和歧视，自发的开展了一些防治活动。 1989年秋天，北京的甄里等一些同志，在国内根本没有安全套市场供应的情况下，动员国外的朋友带来安全套，他们冒着当时可能被警察抓捕的危险，秘密到同志活动场所发放安全套，宣传预防艾滋病。并自费印制了一些小传单，在同志活动场所发放和张贴。 1992年，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的万延海医生，在所长陈秉中教授等一批专家的支持下，开办了国内首条“艾滋病咨询热线”。叶光伟、唐勇、何旭阳等10数名早期发动的男女同志，冒着隐私暴露的危险，作为志愿者，支持和参与了这条热线的咨询服务工作，并坚持了数年之久。 1997年，北京的一些男女同志积极分子，冒着社会风险，以自费购买的一台寻呼机开始，开通了国内第一条“同志热线”——“北京同志热线”。 1998年，“北京同志热线”为了规避社会和政府的敏感，以低调、周密的组织方式，召集来自20多个城市的男女同志将近50人，举办了国内第一次全国性的同志社区代表会议——“大觉寺会议”（以会址在北京西山大觉寺得名）。 星星之火（2000年~2005年） 从世纪之交开始，中国同志人群与艾滋病作斗争的行动，开始在全国各地通过草根组织（CBO）的形式蓬勃发展起来。 1999年，在“香山科学大会”期间，部分同志人士经过讨论，委托参会的张北川教授，向大会提交了强烈呼吁政府认可和支持同志社区志愿者参与艾滋病工作的呼吁书——《我们的希望与期待》。呼吁书鲜明提出，必须通过“开发领导层”，解决同志社区志愿者参与艾滋病干预的政策缺失问题，并提出了“政策支持；组织支持；技术支持；资源支持”的具体建议。 2000年以后，在《朋友通信》影响下，特别是贝利马丁基金会的支持下，青岛、大连、西安、哈尔滨、武汉、上海等城市，相继组建了早期的同志社区志愿者小组，开展社区艾滋病教育工作。 2001年，经过北京的一些同志人士讨论，给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领导写出长信，继续强烈呼吁政府认可和支持同志社区志愿者参与艾滋病工作。协会领导果敢的作出了吸收同志社区志愿者个人为正式会员的决定。 2001年，10多名同志人士，以公开的同志身份，参加了于北京举办的“中国首届艾滋病大会”。大会的论文集中，发表了男女同志反映同志人群的艾滋病问题，强调社区参与的重要性，呼吁改善艾滋病政策的10多篇署名文章。会议期间，参会的男女同志，以公开的同志身份，利用大会提问、小会发言、散发资料、主动交流的方式，为改善同志人群的艾滋病政策，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与呼吁。 2002年起，中英项目在昆明、成都开始探索MSM人群艾滋病防治综合防治模式，第一次把政府、国际社会、同志社区的力量联合起来，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