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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城中村”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程式化进程明显加快，现阶段已经进入了从30%到70%的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1]，但在我翻译程式化进程中亦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城中村”问题的出现。“城中村”对城市的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关键词：城市化 “城中村” 生态问题正文：一、“城中村”的定义与我国“城中村”分布现状“城中村”是对内城中的一种低租金社区的称呼。该社区是外来移民首次或第二次的落脚点，具有移民文化特征[2]。从狭义上说，是指农村村落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全部或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农民转为居民后仍在原村落居住而演变成的居民区，亦称为“都市里的村庄”。从广义上说，是指在城市高速发展的进程中，滞后于时代发展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之外。“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建设急剧扩张与城市管理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造成的一种特殊现象，是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晚发外生型”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迟发展效应”，是所谓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长期并存的“二元”社会结构特征的一个微观体现，是在城乡二元格局依然存在状态下农村被动城市化的产物。“城中村”最早出现于深圳、珠海等新兴城市，而后在北京、广州等历史悠久的城市陆续出现。有数据显示，“城中村”在深圳市有241个；北京市五环内共有231个；在广州市，随着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因社会治安问题而出现了全国闻名的石牌村、三元里村等众多的“城中村”；在上海的“老”城区，金徐汇区就有“城中村”40多个。随着中西部地区现代化进程加速，城市化进程也日益加快，“城中村”大量涌现于我国中西部中西部城市。在西安市有“城中村”417个；在太原有75个“城中村”；在昆明有“城中村”288个。这一现象不仅呈现于大型城市，在一些发展较快的中小城市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如浙江绍兴有“城中村”45个。可见“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必须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二、“城中村”问题产生的原因“城不像城、村不像村”的“城中村”现象是在我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特殊产物。其产生的原因有[3]：（一）城市化进程在快速城市化时期，城市用地迅速扩展，城市近郊的农村在没有来得及作出准备的情况下就面临城市的包围，城市亦未考虑好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将农村纳入城市市区范围。[2]另一方面，囫囵吞枣的城市化模式对“城中村”问题的产生影响较大。在城市化过程中, 为降低成本, 也为了避免处理与“城中村”相关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 城市在征地中有意避开“城中村”；城市扩张时往往只偏重于占用城郊农村土地资源, 而不将村镇人口、村镇社区纳入城市管理序列,搞得城不像城村不像村。（二）城乡二元土地制度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一系列城乡隔离政策，形成了城市与农村分割的二元结构制度。城市内部土地的二元结构，造成管理监控的困难。在这种二元结构下，城市选择了试图绕开村落这样一种规划思路，结果导致“城中村”逐渐成型。（三）村落共同体的利益性内聚村落共同体的利益性内聚是形成““城中村””问题的关键, 以村籍为边界的高收入和高福利的支持, 导致部分“城中村”农民拒绝政府改制；同时, 非正式经济是”城中村”赖以“兴盛”的体制外支柱, 利益最大化在”城中村”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村民们受利益驱使在自己的宅基地上竟相违章搭建出租房，这些搭建违章建筑行为愈演愈烈，很快变成一个个拥堵、杂乱、畸形、变态的“城中村”。（四）村落历史文化心理认同首先，“城中村”可以看成是传统信任关系与情结的聚居地，因而传统的人际关系网络则理所应当地成为”城中村”的庇护伞；其次，传统农村社区发展模式是”城中村”发展路径选择中最具有习惯性的发展模式。在这里有其自主选择空间与自由支配的资源，生活方式随意。因此，这种发展路径自然地成为村民的一种选择。三、“城中村”存在的主要问题“城中村”是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城市病”，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不和谐现象，对城市的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严重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居住环境卫生差，建设杂乱无章由于村民原有的生活习俗未变，管理上不得力，导致环境卫生状况较差。另外，由于历史原因，“城中村”建设无章可循，受利益驱动，村民违法用地、违章建设严重，打乱了城市的整体规划与布局，影响了城市的外观形象。（二）人员结构复杂、社会治安不健全房屋出租使“城中村”内居住着大量的外来人口。这些人口成分复杂，素质层次不齐，加之管理体制不健全，有效管理缺乏，导致“城中村”社会治安问题严重。（三）生活方式不健康“城中村”村民大都依靠地租等为主要收入来源，不利于”城中村”居民参与新的城市社会分工和竞争，因此难以适应并融入现代社会。此外，就业培训等社会服务性体制没有完全覆盖“城中村”，使得”城中村”村民无法像城市居民一样获得平等的就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