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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陶渊明诗词窥其隐逸情结 （贵州师范大学 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 2012级电子信息 120802010025）摘要：魏晋时期，政治社会黑暗腐败，斗争尖锐残酷，稍有不慎便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丢掉性命，众多士子文人感于时局衰败，政治抱负又无法实现， 纷纷隐退山林，脱离俗世，转而作诗赋词，以从事文学创作来抒发情感，在当时掀起了一股隐逸之风；陶渊明便是其中之一，今天，我们已经无法回到魏晋去感受这股隐逸之风，但是从他留传下来的诗词歌赋以及他的生平事迹当中，我们还是能一窥他的隐逸情结。关键词：隐士；政治无道；退隐不仕；田园生活；正文：隐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中思想行为比较特殊且影响较大的一类人，在古代各朝各代都不乏隐士的身影，只不过多少而已。关于隐士，《辞源》和《辞海》的定义是“隐居不仕的人”，今天人们的观点大多多与《辞源》、《辞海》相仿，如：隐是隐蔽的意思，士不见于世，所以称隐士。隐士首先是士。士而不仕者方为隐士。隐士就是那些因种种原因进不了官场。或是入官场之后又因种种原因被挤出(或主动脱离)官场，或虽然出仕却身在官场心在山林的那一部分士人----只要是游离于官场的士人，就都可归入隐士之列。 在中国古代。对士子影响最大的思想主要是儒道两家，与此相应，中国的隐逸思想也基本上就是儒道两家。道家隐逸思想的实质在追求适性，这一追求其实也是作为自然个体的每一个人的自然天性，只是道家能自觉地去发扬并维护它，而其他人则往往受到各种非自然的人为思想和外在物欲的蒙蔽而忽略了它甚至与之背道而驰。道家心目中的理想治世是一个人人适性、万物适性的社会。可惜，进入文明时代的人类的种种作为却让道家深感绝望．于是他们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以隐逸的方式来疏远这个日益“失性”的社会转而追求个人的适性。儒家隐逸思想的实质则在合乎道义，认为仕隐出处应以合乎道义为最高原则，并且即使做了隐士也不可逃避维护道义的责任。相对来说．儒家隐逸多受外界条件制约，如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或日治世则仕、乱世则隐：而道家隐逸则是出于天性、发自内心的无条件的隐：乱世出于全身远祸之目的固然要隐，治世则不堪案牍之劳形、官场之无聊应酬同样要隐。儒家隐逸多出于一种道义感、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是对儒家理想社会秩序的自觉维护；而道家隐逸则追求个性的张扬、人性的解放和精神的绝对自由，是对社会、强权压抑人性的反叛。隐逸与政治向来就有密切的关系。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所谓“有道”、“无道”，指政治状况而言，魏晋时期，隐逸之风盛行．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由这时“无遭”的政治状况造成的。魏晋时期。政治斗争十分尖锐卷入政治旋涡的士人稍有不慎便会丢掉性命。对士人阶层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威胁，造成了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他们对现实不满，却叉无力反抗，为了逃避灾祸，只好隐居。时政弥憎，而其风愈往。是故《晋书·袁宏传》说；“时方颠沛，则显不如隐，万物思治，则默不如语。可以说是当时士人的普遍心理。说到魏晋隐士，首推陶渊明；陶渊明，字元亮，或云潜，字渊明，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彭泽）人。陶渊明生活在政治环境异常复杂的晋宋易代之际。其族望和家世，据《陶征君誄》云：“嗟乎若士，望古遥集。?韬此洪族，蔑彼名级。”这里所称“洪族”是指陶渊明的曾祖大司马陶侃而言。陶侃为晋代勋臣，故称“洪族”。虽曰洪族，其实与南迁的北方累世士族相比，并不显赫。陶侃就曾被人蔑称“奚狗”，并长期被怀疑和监视。陶渊明以勋臣后裔而衰落为“寒门”，得不到应有的禄位，所以“?韬此洪族，蔑彼名级”，可见其本出自世家而泽不及身，在门阀统治森严的东晋时代，身为庶族的陶渊明在“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两种彼此矛盾的愿望中，徘徊于出仕与归隐的人生道路。 公元393年，陶渊明２９岁出任江州祭酒，不久便辞职。《饮酒》第十九首透露了他这次出仕的情况：“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陶认为“志意多所耻”是羞耻的行为，终以辞职。晋安帝隆安二年（３９８），陶渊明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正是其当时的心情写照。次年写的《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藕耕。投冠旋旧虚，不为好爵萦；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正值陶渊明犹豫之际，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借故回乡。 陶渊明再次出仕是在他近四十岁时，《荣木》一诗中说到：“先师遗训，云岂云坠！四十无闻，斯不足谓。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不敢至！”时至刘裕起兵讨伐桓玄，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第二年，他便改任建威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