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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义无反顾的人生之路 ——重新探讨屈原之死 傅明善 戴一峰 （宁波大学文学院 教授 浙江宁波 315211） 摘要： 自古以来，屈原的自杀吸引了人们多少关注的目光。而在封建时代，一切关于屈原的评论只能局限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之中，这使屈原得以在“独尊儒术”的时代占有一席之地，但也因此扭曲了他的真实性。本文试图用新时代的眼光来重新审视屈原，从文化之交融与观念之冲突、个体之觉醒与群体之昏昧、理性之追求与情感之纠缠、人格之振拔与生命之沉沦四方面给屈原的投江之举一个比较全面的解释. 关键词：文化、理性、人格、生命、屈原之死 屈原，以他独特的人格，丰富深厚的诗歌作品及其悲剧性的结局在文学史上永远占据着一席之地。几千年来，人们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视角观照着屈原，而评论家们就其自杀的原因以及就此所作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在汉代就有过一次壁垒分明的论战。班固认为：“且君子道穷，命矣。”指责屈原不能明哲保身，于是给他加上个“露才扬己，忿怼沉江”的罪名，首先从政治上否定了屈原的斗争性。而王逸则是针锋相对地指出：“今若屈原，应贵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 这里，班固与王逸代表的分别是反怨派与主怨派的立场。此后，历史上关于屈原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而争论的焦点就是“屈原是否该怨”这个问题。反怨派根据儒家“温柔敦厚”的原则对屈原进行了批判，而主怨派则指出了屈原投江的积极意义。 但是从今天的目光来看，这场争论始终局限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之中，无论是主怨派还是反怨派，他们争论的武器都是儒家的思想。正如易重廉在《中国楚辞学史》中对于主怨派刘勰的楚辞观的评论：“刘勰根据儒家的文学批评原则，肯定‘怨刺’是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光荣传统，有可取之处。但刘氏不理解屈原的文艺思想与儒家不同的特点，在《辩骚篇》里提出什么‘忠怨之辞’说，把屈原的‘怨君’，限制在‘忠君’的天地里，越不出儒家的‘讽谏’与‘比兴’的范围，存在着与王逸一样的缺陷。” 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在封建时代，只有给屈原的“怨”披上“忠”的外衣，才可能使他在“独尊儒术”的时代占有一席之地。显然，经过改造以后的屈原，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儒家的要求，但也因此扭曲了他的真实性。也正因如此 ，古代的评论家们往往对于屈原投江之举的解释难以自圆其说。因此，有必要拨开历史在他身上形成的迷雾，把他还原到“这一个”真实的人，来重新审视他内心的痛苦和矛盾，从而再来探讨他的自杀之谜。 一、文化之交融与观念之冲突 屈原生活在战国末期，正是百家争鸣，思想异常活跃的一个时期。作为楚国的一个贵族，屈原从小便“博闻强志”。那么，他所受的教育包含着哪些文化的成分呢？很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已经证明：荆楚文化面对着北方先进的中原文化的挑战，吸收了许多中原文化因子，加上屈原曾两次出使齐国，接触中原文化的机会比楚国的常人多，因此当时在北方影响较大的儒家思想对屈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他的美政理想中就深刻反映出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理想。 不仅是儒家的学说，许多楚辞学家还指出了道家学说对屈原的影响。道家的起源地在南方，从地理位置到风俗文化，都更接近于屈原所受的教育。在《离骚》中所写的求女、远游几段就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 但是屈原还是受到了许多儒学大师的批评，而屈原最终也并没有学道家的做法去隐居或离开楚国。可见，屈原的思想有其不同于儒道两家之处，屈原就是屈原。比较一下儒道两家与屈原的区别，可以发现：儒家也讲究“殉道”，也提出过“杀身以成仁”，但是真正信守的最根本的却是“中庸之道”。宋代的朱熹曾批评屈原是“过于忠”，他的意思便是指责屈原没有遵循“中庸之道”。因为对于儒家来说，保全生命是人的一种本能，因此他们虽把“道”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却无法真正做到“殉道”。于是他们就提出了另外一套理论，即认为对生活和人的理解，应当具有头等重要性，人只能“尽人事以俟天命”，“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或者周游列国、“朝秦暮楚”。班固指责屈原不能明哲保身，实际上就体现了儒家的这种态度。这使他们的主张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结果也必然导致灵与肉的诸多分裂。至于道家更是提出了与屈原“玩命”哲学相反的“活命”哲学，将“独善其身”的主张发挥得淋漓尽致，主张心灵要从忧愤之中超脱出去，获得抚慰和宁静。这看似保全了人格的完整，但事实上，却淡化了他们大济苍生、拯救天下的理想。 儒道两家无可避免地对屈原产生着影响，但是他本身的执着、偏激又使他无法完全接受这些思想，他对“道”的追求比谁都坚定。因此对于何去何从，他充满了矛盾与痛苦。写《离骚》的时候，他就已经想到了死：“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并且多次提到要以彭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