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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思想史專題六 宋明時期的中國思想之王夫之 主講人：李博豪 目 錄 一、天道觀 二、人道觀 三、歷史觀 王夫之生平简介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因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后人称为王船山，清兵到湖南，他曾召集义兵抵抗，失败后，曾参加南明桂王的政府，后来见事无可为，决计归隐，遁藏深山，窜身“瑶”洞，始终未剃发，得“完发以终”。（清风有意难留我， 明月无心自照人。 ） 王夫之著述极多，后人编为《船山遗书》，在哲学上重要的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诗广传》、《读四书大全说》、《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等。 一、天道觀 （一）从有无到隐显：哲学视阈的转换。 贺麟先生曾提出，理学到心学的转换所内蕴的信息，就是批判意识的觉醒。“由物者理也、天者理也，性者理也的意思，进而发展到‘心者理也’的思想，是先秦以及宋明儒的大趋势”，而“无论中国或西洋哲学史的发展，由达到心者理也的思想，进而发挥为时空者心中之理也的思想，哲学的研究因而建筑在一个新的知识论基础上，对于宇宙万物的理解，因而另辟一新的由内以知外的途径。”（《时空与超时空》，《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所谓“由内以知外”，其实就是对康德批判哲学基本原则的概括：不是探究对象，而是探究对象在主体那里的显现方式。由此，心学内蕴着一种批判意识。 一、天道觀 由于心学的存在探究是在心与理的模式中进行，这一模式作为道的理化现象的伴生物，削弱了世界的幽玄性与人的有限性——而后者正式批判意识得以立身的真正基础。而且，这种心与理的模式是与以知为中心的知行观相适应的。因此它的批判意识奠定在知（认识论）的层面上。王船山发现了其“以知为首，尊知贱能”的特点，认为这一特点导致的结果不仅仅是“能废”，而且由于“废其能，则知非其知”，所以在“能废”的同时，“知亦废”。所以彻底的批判意识不能仅仅建立在知（认识论）的基础上，而应该建立在对于人的知、特别是能的界限的考察上，而这一界限本身也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随着实践的展开与深入才能为人们所逐渐揭示。 一、天道觀 “自天地一隐一见（‘一隐一见’即是‘一阴一阳’）之文理，则谓之幽明；自万物之受其隐见以聚散者，则谓之生死……天地之道，弥纶于来年感间者，次而已矣。”（《船山全书》第一册） “言无者激于言有者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谓有而谓无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谓之‘无’哉？言龟无毛，言犬也，非言龟也。言兔无角，言麋也，非言兔也。言锗比有所立，而后其说成。今使言者立一‘无’于前，博求之上下四维古今存亡而不可得，穷矣。”（《船山全书》第12册，第411页） 一、天道觀 （二）理气之辩：存在的自在性与自为性。 理气之辩主要用来阐明真实的存在是自在和自为的统一。存在的自在自为性从消极的层面来讲，就是它的非人为构造性。王船山认为，气本身具有通乎隐显（可见与不可见）的“一物两体”性质，气是一个标志着人的能力界限的概念，人们没有也不可能构造“气”，人为构造的总是虚假的“理”，而不是气。因此，气的概念是天命得以立身的真正基础。所以王夫之把存在论范畴架置在气的概念之上，把存在的真实性最终归结为气的真实性。这样，存在的非人为构造性也即它的自在自为性得到了担保。从积极方面来讲存在的自在自为性，就是真实的存在具有能动性、创生性。 一、天道觀 （二）理气之辩：存在的自在性与自为性。 王船山区分了名词性的“理”（条理、秩序）与动词性的“理”（治理），认为名词性的“理”发源于动词性的“理”，后者具有更为基础性的意义。动词性的“理”是气化过程中气的自我治理、自我组织的活动，名词性的理则是这种活动的结构，是气化过程显现出来的秩序、条理，因此它正是气化过程有效性的标识。王夫之对理气的哲学论证功能做了分析：气的功能在于开始与创造，在于“生”物、“始”物；理的功能在于利导和成就，在与“成”物、“终”物。因此，以气为中心、由气以说理的概念安排使得真实存在具有的活泼、能动特征获得了天道观上的根据。 一、天道觀 “理，本训治玉也。通诸凡治者皆曰理，与乱对，故为理国、理财，而治刑之官曰大理。理之则有理矣，故转为‘理义’字，事之当然而行之顺也。玉浑然在璞而未有理，治之而文理见。事不治则理不著，治而后见其必然而不易焉，故曰‘理在气中’。气有象而理无形。气之变动成乎理，犹玉之未治而理隐，已治而理著也。即玉即理，玉无不可为理也。自天而人，自物而事，无不含理，亦犹是也，在理止而已矣。通为‘地理’云者，块然大地，而刊山浚川，区域以分，道路以辨，亦以治而理出也。”（《船山全书》第九册，第352页） 一、天道觀 “所以为化者，刚柔、健顺、中正、仁义，赅而存焉，静而未尝动焉。赅村，则万理统于一理，一理含夫万理，相统相含，而经纬错综之所以然者不显；静而未尝动，则性情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