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沈兼士在抗战期间若干问题之考辨.docVIP

关于沈兼士在抗战期间若干问题之考辨 　　沈兼士其人：名坚士，浙江湖州人。沈尹默之弟。中国语言文字学家、文献档案学家、教育学家。1887年7月31日出生于陕西省汉阴县城，19岁时自费东渡日本求学，并加入同盟会。归国后先后任教于北平大学（今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今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1922年在北京大学创办研究所国学门，任主任。与其兄沈士远、沈尹默有“北大三沈”之称。为中国新诗倡导者之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抗战期间，曾任《鲁迅全集》编委，参与组织抗日团体《炎社》。在训诂、文字、音韵、档案学等领域独有所识，建树颇丰。著有《文字形义学》、《广韵声系》、《段砚斋杂文》等。1947年逝世。 　　沈兼士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社会上对其抗战期间在北平和抗战后任特派员期间的表现，存在不同的看法，如葛胜华认为他在抗战期间，在北平出版《辛巳文录》客观上有为日伪“粉饰太平之嫌”；他在担任特派员期间“很做了一些混蛋的事情”。就连受过其恩惠的周作人也说他抗战胜利后，“因为同乡朱家骅的关系，给国民党做教育的特务工作。”黄裳也说他在任接收大员的过程中，“所有部下，非党即亲，各方怨言很大，……报上有揭露沈兼士侵占贪污接受文物的报道。”这就必须对沈兼士此时期的表现进行一番考辩。 　　沈兼士在沦陷区的4年多（1937年7月～1941年12月16日），不但没有为日伪服务，而且从事了艰险的地下抗日活动，充分地表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与民族气节。 　　从1927秋年开始，他兼任了天津中日学校的校长，1928年5月3日，日本人制造了“济南惨案”，屠杀我6000多名同胞，他马上愤然辞职，以示不与日本人合作。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当时他除了担任了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职务外，还担任了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的职务，从北平沦陷的翌日起，他即辞去后一个职务，不再去故宫博物院了。敌伪当时组织了一个所谓的“治安维持会”，分管文教的是汉奸周养庵，是他的学生，他特意来拜访沈兼士，请他出山做汉奸，希望他继续担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一职，而且开出优厚的待遇条件，但沈兼士拍案拒绝，愤怒地把他轰出去了，表示宁可饿死也不为日本人做事。辞去此项工作，他的工资收入仅剩下辅仁大学一处了。其家丁多，儿子沈观患肺结核，据英千里1963年在台湾回忆，其夫人还有精神病，加上物价飞涨，经济十分困难。不久长女沈萃、次女沈泰不得不辍学，沈观不久也死了，不得已只有托在北平图书馆工作的赵万里教授把家里的一部分藏书卖给北平图书馆。读书人卖书，的确是一项忍痛割爱的无奈之举。 　　为了抗日救国，沈兼士与辅仁大学部分师生，如英千里、张怀、董洗凡、葛信益、叶德禄、赵光贤、孙硕人、孙金铭、欧阳湘、左宗纶、欧阳湘、徐侍峰、赵锡禹、郑国栋、高婴齐、吴师循、李凤楼、秦晋、左明彻、朱锦章等，秘密成立了抗日组织“炎社”（取顾炎武的“炎”，表示抗日）。1939年夏，组织扩大，国民党中央命令把“炎社”改名为“华北文教协会”简称“文协”，它成为整个华北沦陷区文化界的地下抗战总部，在天津、济南、开封、太原等地设立了分会，在总会领导下进行地下抗日工作。两年后，各地吸收的会员共达数百人之多，绝大多数的会员均为爱国的非党人士，其中辅仁大学校友居多。“文协”的抗日活动主要为：一、在课内外宣传不畏强暴、不受利诱、不向敌人投降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教育青年刻苦学习，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报效国家。二、向后方输送愿做抗日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三、组织各种抗日斗争活动。四、出版各种抗日书刊，鼓舞人民抗日斗志。比如，他组织人力把夜间偷听记录下来的重庆电台的抗战新闻油印出来，叫做《时事简报》。在当时敌伪军警宪特严密监视高校知识分子的情况下，“有胆小的怕遭逮捕，身上不敢携带《时事简报》出校门，只有沈兼士自愿随身携带好几份这样的报纸，传递散发到社会上。”五、经济上救助知识分子，保全他们不做汉奸。“文协”领导英千里和董洗凡从大后方筹得一笔款项，编辑出版《辛巳文录》，目的是为了保全知识分子不做汉奸，鼓励他们写文章编辑成论文集，给他们发放稿费，维持生活。他还和辅仁大学的领导陈垣、张怀商量，为了不让失业的知识分子为了生活而落水做汉奸，在辅仁大学经费极为窘迫的情况下，聘请了一些知识分子到辅仁大学兼课，如唐兰、梁启雄、张子高、缪金源、褚圣麟、徐献瑜、高步瀛、顾随、袁翰青、李霁野、刘盼遂、萨本栋、杨成章等先生，每周2～3小时，每月送40～60元课时费，补助其生活。为了帮助辅仁大学的贫困生，1940年，沈兼士成立了“陈援庵奖学基金”，约请京剧艺术家郝寿臣义演，筹备了3000大洋，年年定息奖给学习成绩优良的贫困生。六、举办辅仁工友夜塾，开启民智。他呼吁辅仁大学各系学生到夜校任教，教工友们认字、读书、学英语、打算盘。 　　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