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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问题 一、 我要来谈谈让－雅克·卢梭问题。而说其是个问题，这本身就蕴含着某种假设，即卢梭的个性与思想世界还没有缩减为仅仅是历史事实，使我们除了完全照直理解它、描述它以外便无事可做。即使是在今日，我们也认为卢梭并无一种有着单一论点的、已然确立起来的学说，我们无法通过复述与评论来轻易地将它记录下来并将之安置到诸种哲学史中去。诚然，已有数不胜数的专著正是这样来描述卢梭学说的；但较之卢梭本人的作品，所有这些看上去都是那么冷冰冰而毫无生气。 只要深入到卢梭的作品之中，只要由此重建作为一个人、一位思想家和一名艺术家的卢梭的形象，不管是谁，都会马上感到，人们惯常给出的“卢梭学说”只是思想的抽象图解，而要把握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内在的丰沛，它几乎无能为力。此处，我们面前所显现的并不是固定而明确的学说，毋宁说，它是一种不断自我更新的思想运动，这种运动的力量之大，情感之强烈，使得只要有它在，人们似乎就无法藏身于“客观的”历史沉思的宁静之中。一次又一次，它将自己强加在我们头上，一次又一次，它让我们沉醉其间，身不由己。卢梭，这位思想家与作家，他给他那个时代施以了无与伦比的力量，而之所以能够如此，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在那个世纪里人们将形式的建立拔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使之日臻完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卢梭却再次使形式这一概念那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浮出水面。无论在那时的文学，还是哲学和科学当中，18世纪都停留在一个固定而明确的形式的世界里。事物的实在根源于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保证并决定了它们的价值。这个世纪为事物的精确无误而欣喜，为它们分明的轮廓与确定的界限而高兴，这个世纪将划出如此精准界限的能力视为人类最高的主观力量，同时也将之看成是理性的基本能力。 卢梭是不仅质疑这种确定性，而且撼动其根基的第一位思想家。他拒斥并彻底打破塑造了伦理学、政治学和宗教，还有文学与哲学的种种模式——他这样做，冒着使这个世界又一次沉沦于其原始的混沌，沉沦于“自然”状态的危险，因此也可以说，他是冒着将之弃于混乱不堪的危险。但正是在他自己召唤来的混乱之中，他特有的创造力受到考验并得以证明。因为现在开始有了一种受新冲动驱策，由新力量决定的运动。这一运动的诸多目标起先还在黑暗之中；抽象地孤立起来看便无法描绘出其特征，人们也不能预先将它们料想为给定、落实的终点。在卢梭力图这样预料时，他从未超出暧昧不清、而且时常是自相矛盾的表述。对他而言，已经确定的，也是他用思想和感情的全部力量抓住的，不是他趋向的那个目标，而是他所追随的那种冲动。他有胆量顺从这冲动：他用完全一己之思想、感情和激情的动力，来反对那个世纪本质上静止的思想模式。他的动力在今日仍然让我们心醉神迷。即使对于我们来说，卢梭的学说不仅仅是学术好奇心的对象，也不纯然是哲学研究或历史研究的对象。一旦我们不再满足于考察它的后果，而是用其根本的假设来关怀我们自己，那么卢梭的学说便马上表现为一种完全是当代的、生气勃勃的探讨问题的方式。卢梭向他那个世纪提出的问题绝对没有过时；这些问题没有被简单地“解决掉”——即便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对这些问题的表述往往只有从某一历史角度来看才是重要而可以为人所理解的：然而它们的内里却一点也没有丧失其当下的相关性。 纯粹由历史探究所描绘出来的肖像模糊不清，以上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是其理所当然的结果。在对传记的细节之处作了最为彻底的研究之后，在对历史背景与卢梭学说的渊源作了无数调查之后，在深入分析了他作品的所有细节之后，我们本应指望至少可以澄清他天性的基本特点，或是其著作中大体保持一致的基本意图。但即使只是对研究卢梭的文献扫上一眼，都会让人大失所望。特别近些年来，本已是庞然大物的研究文献，又因为一些重要的大部头著作而膨胀。但是如果我们看看这些作品——例如（此处仅提一些最重要的名字），倘若我们将最近艾伯特·欣兹（Albert Schinz）的《让—雅克·卢梭的思想》（La Pensée de Jean-Jacques Rousseau, Paris, 1929）中对卢梭的描述，和于贝尔（Hubert）及马松（Massom）的作一比较——解释中那尖锐无比的矛盾便马上显现出来。矛盾并不局限于细枝末节与无关宏旨之处；相反，它关乎对于卢梭的天性及见解的根本看法。有时候，卢梭被描绘为现代个人主义唯一真正的先锋人物，他捍卫无拘无束的感情自由，捍卫那“心灵的权利”，在构想这项权利时他是如此不羁，竟将所有的伦理责任、将义务的一切客观戒律都统统抛弃。举例来说，卡尔·罗森克兰茨（Karl Rosenkranz）就认为，卢梭的道义（morality）“是自然人的道义，这自然人没有通过服从道德律而将自己提升至自决（self-determination）的客观真理的程度。这种道义为善，也偶尔作恶，二者皆出于其主观的一时兴起；但它往往将恶说成是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