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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涵义辨析 　　党项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错综复杂的局势中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的。“党项”之名，始见于唐人魏徵等编纂的《隋书·党项传》。其后，《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等史籍均为其立传。史学界在阐释“党项”名称涵义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其一，从语音、语源方面分析。王静如先生认为，“党”即上古“羌”之化音，“党”“羌”同音，并论证汉代之“当”并从“向”音，以此证明党项之“党”为一复辅音字。[1]岑仲勉先生则认为，“党项与Tangut实同源异式之译法耳，党得对tang，毫无疑问，蒙古语复数语尾为—ut，单数为—un”，故“党项”之“党”字不存在复辅音问题，对王先生的看法提出了疑议。[2] 　　其二，从语言演化过程方面分析。李志清先生认为，党项之“党”当为“大”之音读通假，“项”字音读如“向”；“项”与“向”同音，和四季“夏”音亦近似；“党项”之名的音义名实，当为之正字“大夏”，其音读之通假可为“党项”。隋唐史家不书正字“大夏”而书作“党项”，可能是回避其正名而与上古禹国“大夏”同号，遂借以通假以音表明。[3] 　　其三，从部族构成角度分析。金宝祥先生认为，“党项是以鲜卑为主掺杂诸羌的一个集合体”[4]。周伟洲等先生则认为：“党项事实上是自北周以来居于‘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地区内‘羌族各个部落的统称。’”[5] 　　另外，洲塔、乔高才二位先生认为，“‘党项’二字，实为北方党氏部落的缩写”[6]。 　　以上见解虽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从“党项”的整个发展历程，并依据隋以后相关“党项”史料去探讨，则金宝祥、周伟洲二先生的观点更具科学性，但论述不是太全面。下面，笔者就循着“党项”的历史行踪，来阐释《隋书·党项传》中“党项”之名的涵义。 　　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其开端，党项的历史也不例外。若要搞清楚“党项”名称的涵义，我们认为着眼点不能仅仅放在隋代，确切的说不能仅仅以唐代魏徵等编纂的《隋书·党项传》为起点，而是要将它的起点向上推至匈奴西迁、鲜卑各部占据匈奴故地并向西发展其势力的东汉中后期及魏晋南北朝时代。 　　东汉中后期，随着北匈奴的西迁，大量的鲜卑人占据匈奴故地。此后，有些鲜卑继续西迁，有的则向中原发展，从而使我国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一种新趋势，即民族的大迁徙与大融合。这种民族的大迁徙、大融合，不仅出现在少数民族之间——如“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字号鲜卑”[7]即为一例——而且还出现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汉魏间这种例子不胜枚举。之所以出现这些错综复杂现象，笔者认为，其一，与鲜卑的迁徙关系密切。有学者认为：“鲜卑族的迁徙是一个十分重要而且很复杂的问题。特别是在魏晋十六国时期，居于蒙古草原、东北等地的鲜卑一批一批向南迁徙，东起山东，西至新疆，南至淮河，长江，到处都有它们活动的踪迹。”[8]其二，与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在西北地区，自汉代起，从河套向西南直至青海一带，始终是许多带有游牧性的少数民族部落和部落之间及其与汉族统治者之间争夺的地方，因此，对此地各民族间、各民族内和各部落间的关系很难一一缕析。这就很自然地造成了这块土地上部落支派繁杂不清的情况。 [9]其三，从《隋书·党项传》所载“党项”居地范围看，正好包括了“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之地。临洮、西平，为隋代两个郡名。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为开拓西北地区，对吐谷浑发动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战争。这次战争使“故其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两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吐谷浑主伏允“无以自资，率其徒数千骑客于党项”[10]，吐谷浑国几乎灭亡。隋时临洮郡为今甘肃南部洮河中上游地区；西平郡为今青海省东部的河湟平原地区；叶护一般指西突厥领地，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辖地。这表明，隋时党项居地，从今天的地理范围看，东南起洮河中上游地区，西北至新疆境内。可是，自两汉起，在这一地区生活的并不都是“党项”人。《后汉书·西羌传》记载：“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河关为汉代县名，属金城郡。赐支，《后汉书·西羌传》有解释：“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也。南接蜀汉西徼外蛮夷，西北接鄯善、车师诸国。”晋人司马彪云：“西羌者，自析支川西滨于河首左右居也，河水曲而东北流，迳于析支之地，是为河曲羌也。”应劭曰：“禹贡析支属雍州，为河关之西，……羌人所居，为之河曲羌。”《魏书·宕昌传》记载羌族活动范围说：“其地东接中华，西通西域，南北数千里，不相统摄，宕昌即其一也。”元人胡三省亦说：“汉人为积石为河首，北音读析如赐，故云，其地为党项所居。”可见，从两汉直至隋代，河关、析支、河首之地，曾经一直是羌人活动范围。显然，这与《隋书》所载党项居地基本相同。据此，历史学家莫不将羌与党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