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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2年危机传播研究综述 　　摘 要：2003年和2009年是我国危机传播研究的两个分水岭，通过对研究密集的2009-2012年成果回顾，从危机传播理论研究、特定区域的危机传播研究、实证研究、传播新途径研究、历史研究五个方面，综述了近年我国危机传播研究的进展。 　　关键词：危机传播；网络；突发事件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9-0158-02 　　危机传播是近十年来在中国逐步发展起来的研究论题，笔者以“危机传播”为关键词进行有哪些信誉好的足球投注网站，统计历年相关论文数为： 　　出现2003年从无到有以及2009年成为研究热点的两个分水岭。 　　2003年的研究集中例证，2009年例证研究占7.2%；“网络”传播研究量增加，数量从2008年的4.2%，增加到11.5%；从这年开始研究视域扩展到金融危机、公共危机等多个方面；理论研究扩展到意见领袖、形象修复理论、符码博弈、风险传播趋同效应等方面。所以本文的研究对象锁定在危机传播研究密集的2009-2012年近500篇文章中。 　　一、危机传播理论研究 　　“符码博弈”。危机传播实际就是个编码解码的过程，编码者十分细小的错误就可能导致解码者产生大的误读，同时解码者在“既有政治倾向”的影响下也会更倾向于按照自己的思维和逻辑去解读事故，而不是被动接受媒体信息。在受众接受的信息不完整或者和自己“愿意”产生对立时，受者就会转化为传者，参与到信息的传播中。而这个过程极易出现意义的曲解，成为谣言、流言散播的有利土壤[1]。 　　“受众心理”。危机的不同影响群体其应激反应和信息需求各不相同，蔡静将心态不同化为四类：一是危机遭遇者；二是与危机遭遇者密切相关的群体；三是危机事件的规避者；四是关注和同情的社会公众。基于此，得出危机传播中应关注两方面：一是满足信息饥渴，信息的公开畅通是安定人心的关键；二是寻求心理缓释，不论是寻找“危机制造者”，还是寻求“危机解决者”[2]。 　　“意见领袖”。有学者认为对“意见领袖”的管理是决定信息扩散的关键。一是主要依靠其在网络中的中心性和中介性两个指标辨别“意见领袖”；二是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加强与“意见领袖”的双向互动和沟通，沟通秉持“主动、快速、真实、真诚”原则；三是加强培养“意见领袖”，促成传播中的关键群体向人际传播中的“意见领袖”的转化[3]。 　　另有学者归纳出官方和非官方的公共危机传播模式，同时发现了值得关注的双重话语空间的互动现象：一是在“议程建立”过程中不时出现民间话语空间影响官方话语空间的现象；二是西方传播理论的“议程设置”和“沉默螺旋”等传播效应在中国出现明显的逆反现象；三是新媒体为非官方话语空间提供更大的议题讨论空间与近用权[4]。 　　“阶段传播”。根据1986年斯蒂文?芬克提出的危机阶段分析理论认为，危机事件的发展有四个阶段：危机的潜伏期、突发期、蔓延期和解决期，及美国学者Sturges提出的有效的危机传播需要使所传播的内容满足公众在危机不同过程中的需求。王志永得出网络危机传播的基本原则：一是内化期：未雨绸缪原则；二是关键期：时效第一原则；三是推进期：客观公开原则；四是善后期：公共利益至上原则[5]。 　　“传播有效性评估”。王洋建立了模糊神经网络模型，提出有效性评估的主因素是：参与人、硬件设施、管理水平、环境条件；次因素是：知识水平、安全意识、思想素质、完备性、通达性、敏捷性、实时性、教育培训、安全组织、规章制度、预备演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这是仅有的对危机传播有效性进行评估的研究，为其定量研究提供了思路[6]。 　　“真实信息―伪信息对抗模型”。伪信息的传播增加了危机传播的“噪声”，仿真结果表明：群体接受伪信息概率越高，伪信息的传播速度越快，传播范围越广；真实信息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介入，对控制伪信息的传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群体真实信息接收概率越高，越有利于对伪信息传播的控制[7]。 　　“批判取向、主题意识、话语理性”。苏蕾提出危机传播不能只是通过危机的解决来加强对这个世界的维护和美化，而是要彻底暴露危机中隐含的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压抑，使人们意识到现实世界异化的严重程度，帮助人们超越异化的现实和日常生活经验，使人的感官和精神重新得到解放。对社会认同性危机，哈贝马斯主张应通过建立“理想的话语环境”加以解决，而建立的方法则是普遍遵守话语交往的有效性，即真实性、规范性与真诚性[8]。 　　二、特定区域的危机传播研究 　　“框架分析视野下”。在危机传播过程中，政府作为消息来源的报道存在紧急救援框架、灾后生活框架、哀悼总结框架和重建发展框架，在这四个框架背后还有一个更宏大的框架―大爱框架。政府在进行危机传播的过程中，利用框架为危机定性及解释和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