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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历史的意义——钱乘旦教授访谈 钱乘旦 王宇博 卢新建 采访时间：2003年8月 采访人：王宇博，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教授；卢新建，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级教师 编者手记：乘旦，即乘且，且即驵，古之骏马也；或意为勤勉惜时。钱乘旦，俊才也，人如其名，勤于学，敏于思，常怀为学济世之心。虽弱冠遭际文革风雨，亦未泯此志，遂于前世纪80年代后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著名青年学者。他不仅是我国英国史研究的领军人物，也是现代化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本刊在酝酿中青年史学家访谈计划 时，钱先生是我们议论、首选的对象之一。因编辑部人力所限，我们将采访意图和提纲传达给他的学生，委托他们完成了这篇访谈录。两位采访人告诉我们，他们与先生聊了近三个小时，所谈内容使他们深受启发。相信读者们也会从中受益。 问：钱先生，当初您为什么选择世界史专业？又是怎样开始学术生涯的? 答：我从小喜欢读书，把读书当成是最大的欢乐。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到乡下插队，繁重的劳动非常艰苦，但我觉得最痛苦的是失去了学习机会。我不甘心命运的摆布，挤出时间看书。奇妙的是，读书给了我无穷的乐趣，使我解除疲劳，消除苦恼，劳动的艰辛一扫而光。当时我看了很多马列的书，马列书中有很多对他们同时代的事件与人物的评价，我不知其所以然，就去找历史书，这样我开始接触世界历史。 1978年我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选择了世界史专业。领导把我分配给蒋孟引先生做学生，于是我就走上了学习英国史的道路。在学英国史的过程中，我对英国近代以后的发展过程特别感兴趣，并且感到英国现代化的道路很特别。我把英国史学习和寻找英国现代化道路结合起来，这样，就产生了我以后的两个主要研究方向：英国史研究和世界现代化比较研究。把这两个方向结合在一起是很特别的，至少在当时没有人做，但我起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只觉得有兴趣。 问：那么，在您的学习和学术生涯中，受谁的影响比较大呢? 答：我的老师蒋孟引先生对我帮助很大。蒋先生很有学问，是我国英国史研究的创始人，在学术方面有很大的成就，声誉很高。同时，他心胸广大，视野开阔，其学问人生，是有口皆碑的。我最初见到蒋先生时，觉得很胆怯，仿佛他是高山，我是平地。但他只是很简单地对我说：你跟我学英国史好不好？不难学。就这样我开始了英国史学习。此后，蒋先生一步步拉着我，把我托上一个一个新台阶。我感受最深的两点是：一、他在学问上一丝不苟，认真并且严厉，对我们要求很高，一点不马虎，批评的时候很严肃，毫不留情；二、他真心实意希望学生好，希望学生超过他。每当看到我们有进步，他就喜形于色，话不多说，但充满鼓励。 蒋先生在学术上非常开明，鼓励学生标新立异，开辟新领域。我的硕士论文做的是英国议会改革问题，这在当时不好做，但他鼓励我做这个课题，提出自己的观点。结果我的文章在《世界历史》上发表了；当时，这是该刊物第一次发表30岁以下作者的论文。 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我开始关注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问题，因为工人阶级在改革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由此，又延伸到现代化的模式与道路问题--英国的模式是相当有意思的。这些恰巧都是国际学术界非常关注、国内学术界又正在开始关注的领域。在现代化研究方面，我和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有很多交往，得到他很大的帮助与鼓励。罗先生的现代化研究意义很大，它标志着中国现代化研究正在成为一个领域，因此很多人受到很大鼓舞。1987年，我的第一部著作《走向现代国家之路》（与陈意新合作)出版，在书中，我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探讨，提出三种模式的观点。这是当时国内第一部有关现代化研究的系统探讨的著作，因此引起较大的反响。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多部关于现代化研究的著作，比如《世界现代化进程》（与杨豫、陈晓律合作）、《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与刘金源合作）、《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主编）等。我还把现代化研究与英国史、欧洲史研究结合起来，先后出版《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在传统与变革之间--英国文化模式溯源》等，并发表相关论文。 在国外学者中，英国历史学家E·P·汤普森和H·T·狄金森对我的影响很大，他们都是著名学者，也都是我的私人朋友。汤普森的史学思想给我很大影响，他的文化、社会史研究方法，他对工人阶级形成的阐述及对阶级意识的强调都使我深受启发。我曾把他的名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成中文(合译)，这部书已经在中国出版。爱丁堡大学的狄金森教授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到中国来的英国历史学家，对发展我国的英国史研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第一次到中国来时，感到是到一片神秘的荒漠上来探险，后来他和中国的英国史学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给过我很多帮助，包括为我的博士论文出版时写序言。 问：您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答：最大的困难是时间少，我们在文化革命中丢掉的时间太多了，不容易补回来。古人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