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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宗教在建筑中的影响对比分析神学力量甚至在文艺复兴及以后时代仍然浸透着人的心灵，以至于在本质上是和神学抵触的思想，如人本主义和君权主义常常也还要以教堂为寄托。欧洲的教堂用石头建造，著名的教堂工程都十分巨大，经常要经历一二百年或更长时间才能建成。宗教建筑在欧洲系建筑中长期来占据着主流的地位。与此相反，在古代中国相对于君权而言，神权始终处于次等的地位。所以中国宗教建筑的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受着科学水平的限制，古人对于鬼神灵魂的信仰是不可免的，但是在中国，注重人事，人们儒学对于鬼神问题采取了清醒的态度。孔子虽然也倡导由原始社会延续下来的祖宗崇拜，但却尽量减弱其中的宗教意识，而特别强调把它引向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伦常纲教为内容的人世关系中去。对于鬼神的有无，孔子机智地采取回避态度，故“子不语怪力乱神”。到了非谈论不可的时候，孔子则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来积极地提醒人们注重人事。儒学的清醒理性，对人们尤其对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有深刻影响，历代有作为的皇帝对于宗教在利用与容忍的同时，莫不都采取了限制的政策。佛的因果报应、咎由自取，道的清静无为，逆来顺受都是“有用”的，甚至皇帝也参加一些活动，以示恩宠。但当宗教和皇帝产生矛盾时（主要是经济上争夺民力），就坚决限制，甚至下令灭佛。中国和欧洲一样，也承认君权神授，但欧洲的君权神授重点在神，君主的权力也须由教会授予。中国的君权神授的重点却在君，他是天的儿子，他的权力直接受之于天，无须乎教会为媒介，中国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教皇制。这些情况，映射在建筑中，就是宗教建筑比起一般的实用性建筑来，或者可以说是宏伟精丽的，有时也相当可观，但相对于代表君权的建筑而言，它始终处于从属的地位。在都城，它没有超过皇宫，在郡县，没有超过王府和衙署。它也没能成为城市布局的中心，《考工记》中“左祖右社”，王宫居中的体制就说明神权和族权都只是皇权的陪衬。在中国宗教建筑的艺术风格上，也从来没有过分地陷入于神学的激动，接受过超人性的迷狂。换言之，即使在宗教建筑中也没有失去人的清醒理性，而人的理性，正是儒家所特别重视的。所以，中国的传统建筑包括宗教建筑在内都具有理性的性格，这个性格，或可用“温柔敦厚”四字表述之。温柔敦厚，诗教也西方的宗教建筑重在坦率地外现人心中的宗教激情，把内心中的一切迷妄和狂热，幻想和茫然都化成实在的视觉形象：超人的巨大尺度，强烈的空间对比，神秘的光影变幻，出入意表的体形，飞扬跋扈的动势，骚动不安的气氛，这些在埃及、拜占庭、哥特式或巴洛克神庙和教堂以至现代教堂（如法国朗香教堂）中都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它们在表达宗教的非理性这一方面是共同的，其作用都在于通过建筑来催毁人的理性，扼杀人的自信力，强迫人们跟随教士走向彼岸。中国的宗教建筑则与此相反，并不注重表现人心中的宗教狂热（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始终也没有达到西方宗教徒那样的狂热程度），而是重在“再现”彼岸世界那种精神的宁静和平安。中国佛教说“色即是空”，“诸行无常”，认为现世间的一切都是幻影，而世外的佛国净土才是真实的存在。佛国并非超然物外，渺不可寻，而是一切普通善行的必然报答，是辛苦恣睢的生命历程之自然归宿，是善良人生的一个肯定的构成。于是净土信仰在中国大行其道，只要一心向佛，死时便可平静地得到佛的接引。这里没有狂热，没有神秘，有的只是冷静的虔诚。禅宗更是主张在个人的内心中去寻找解脱，深山养息，面壁打坐，寻找平和与宁静。这样的宗教意识使得中国的古刹本身就是佛国精神的象征或净土的缩影。人们在这里应该寻求到庇护，体验到解脱，不应该有任何骚动不安，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刹”是梵语音译，其意义既可指佛国，也可指佛寺，这是耐人寻味的。佛与佛国同在，作为佛国缩影的佛寺也应该有佛的住所，它的形象无需他求，实际就是住宅的扩大或皇宫的缩小。甚至作为佛教纪念建筑的佛塔，也弥漫着世俗的感情，它具有高耸的体型，嵌插在蓝天中，但不象哥特尖塔那样的一味强调升腾，它那层层水平塔檐大大削弱了垂直的动势，使升腾时时回顾大地。中国佛塔也是世俗建筑楼阁的仿造。大概只有元代以后在内地开始流行起来的喇嘛教建筑，才有较多的神秘的甚至恐怖的气息，但终未成主流。如果说即使在宗教建筑里也洋溢着如此冷静平和的空气，那么在世俗建筑里就更加显而易见了。中国建筑的这-性格是中国人的心理气质的反映。这种气质特征被希腊人马赛里奴斯在他的《史记》里描写成“赛里斯入平和度日，……性情安静沉默，不扰邻国”，“赛里斯入习惯俭朴，喜安静读书以度日”。德国大诗人歌德也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没有强烈的情欲和飞腾动荡的诗兴”。它和儒家哲学所推重的艺术风格有不解之缘。孔子赞扬《诗经》说：“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温柔敦厚，诗教也”，但温柔敦厚也不排斥文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