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劳动分工与新产品的出现..doc

第11章 劳动分工与新产品的出现 一、同时内生产品种类数和分工水平的方法 古典经济学家乔赛亚.塔克（1755，1774）早就注意到分工为产品种类的增加创造了条件。我们从日常生活中也会注意到，落后国家不但生产率低，而且人们的专业化水平低，商品化程度低，人们消费的产品种类也少。而发达国家中，人们的专业化水平高，商业化程度高，消费的产品种类多，生产率也很高。要研究产品种类增加与分工的关系，我们就不能用前两章中的柯布-道格拉斯效用函数，因为对这类函数而言，每种消费品都是必需品，其中任意一种的消费量为0时，效用水平会为0。所以，产品种类数不是消费者能选择的一个决策变量，它只能是外生给定的。 第四章中介绍的CES效用函数是一种可用来内生产品种类数的函数。在那种函数中，每种产品并不一定是必需品，只要其他任一产品的消费量不为0，则一种产品的消费良为0时，效用并不会是0。但是，对CES效用函数而言，只要产品之间有一定的替代性，则产品种类越多效用越高。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两难的冲突可用来内生产品的种类数。本章，我们介绍两种内生产品种类数的方法。一种是引进消费品种类数增加时消费中的管理费用，用这种管理费用减少与多样化消费的好处之间的两难冲突来内生产品种类数，以杨小凯和史鹤凌模型（1992）为代表。另一种方法是用多样化消费的好处与规模经济不可兼得的两难冲突来内生产品种类数，以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为代表。 二、劳动分工与产品种类数的同时发展 1、新产品出现的原因分析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我们可以体会到，改革前的中国特别是农村的商品化程度低到30%，即农民改革前70%的消费是自给自足的。而改革前人们消费的产品种类数极少，不但衣服、食物的花色品种少，而且像洗发剂、计算机、移动电话、各种快餐店等商品和服务根本不存在。改革后，个人专业化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的商品化程度提高到70%以上）使得人们消费的产品种类数大大增加，很多新产品出现，而且每种产品的生产率也上升。 这里有多个因素之间的若干种两难冲突，这些因素是专业化经济、交易费用、多样化消费的好处及管理多样化消费的费用。这四个因素之间，有若干两难冲突，例如交易费用的减少与利用专业化经济两者不可兼得。当产品种类数增加到与人口规模相近时，专业化经济不可能再深入下去。而当交易效率低到分工只能在一个小规模地方市场内进行时，利用专业化经济与利用多样化消费的好处不可兼得的冲突就会更为明显。当然，多样化消费的好处与增加多样化消费时的管理费用也会有两难的冲突。 而人们折衷这些两难冲突的空间，显然与交易费用参数及多样化消费管理费用系数有关。当交易费用系数很高（交易效率系数很低）时，由高分工水平引起的总交易费用超过分工的好处，所以人们必须选择自给自足。在自给自足状况，由于每个人的时间是有限的，如果他生产很多种类的产品，则由于他必须学习做每样事情，花费在产品中的学习费用很高，其劳动生产率就会很低（设想每个人自己生产汽车、房子会是什么样的生产率），所以每人必须牺牲多样化消费，只生产很少的几种必需品。当交易费用系数很低（交易效率很高）时，分工的好处超过相关的总交易费用，所以人们可以选择高分工水平。与此同时，不同人可以通过专业化生产不同的产品而增加不同的专业种类数。所以，专业化的发展和不同专业产品种类的增加可以在低交易费用的条件下同时发生。其中，分工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人力可以用到新的专业产品的生产是产品种类增加的原因。而这分工的发展却有赖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因为改革能使交易效率得到改进。 新产品的出现被不少经济学家视为内生的技术进步，而从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这类技术进步有赖于商业化和市场的扩展，即分工的发展。有两种解释内生技术进步的方法，一种是假定人们对技术开发的投资会产生内生技术进步，另一种则认为技术的发展有赖于外部市场的发展，也有赖于研究技术的活动中的分工专业化的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增加对技术发展的投资就能发展新技术。而内部和外部分工专业化的发展当然有赖于交易效率的改进。 例如，中国历史上早于欧洲有了火药、纸、印刷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但是，由于没有专业制度和其他保护私人财产的制度，偷抢知识财产是合法的，所以人们很难以专门以技术发明为生，因为无法从这项活动中获得收益和回报。所以只能用家庭作坊方式发展新技术，发明人甚至不愿将技术传给媳妇。很多技术就是这样失传了，也不能通过大规模商业化生产，变成生产力。其中，中国历朝对自由企业的剩余权缺乏法律保护，也是技术不能经过企业剩余权变成有回报的大规模商业化生产的原因。 而在英国，当瓦特和巴尔顿发明蒸汽机时，由于专利法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以他们可以利用对专利的预期收入先后说服六位企业家投资这项发明，他们也雇佣了100多人专于这项发明的不同专业，利用很高的分工水平制造出第一台实用的蒸汽机。随着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