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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派如何理解中国和平崛起 　　英国学派（English School）是国际关系研究特色化、非美国化发展的典范，对国际关系中国学派具有较多启示意义。英国学派的国际关系视角更为润和、客观、理性，针对世界秩序、国际社会等议题的分析，也具有鲜明的“英国特色”。一般认为，传统的英国学派研究具有较多规范理论色彩，较少涉及安全政治与大国关系。近年来，英国学派研究者在后一领域取得较多突破，学派的理论纵深进一步强化。英国学派的大国关系研究具有哪些特色？对理想的大国关系状态有哪些思考？英国学派如何看待中国和平崛起与美国和平崛起的异同之处？它如何评估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为此，在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共享安全：世界和平与全球治理” 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本刊特约记者有幸独家采访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经济学院教授巴里?布赞。巴里?布赞（Barry Buzan）是英国学派领军人物与集大成者，也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关系研究者，现为英国科学院院士、伦敦经济学院（LSE）教授，同时兼任哥本哈根大学、吉林大学荣誉教授、哥本哈根和平研究所项目中心主任等。曾任国际研究协会副主席、英国国际研究学会主席、《欧洲国际关系杂志》编委等职。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论文数百篇，论著包括《人、国家与恐惧》《无政府状态的逻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等。 　　英国学派与大国关系研究 　　领导文萃：英国学派如何认识当代大国关系的变迁与革新？ 　　巴里?布赞：在我看来，当代大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古典时期、近代时期都有所不同。古典时代处于无中心国的状态，只有几个相对独立的次体系实体文明，相互间接触少而缓慢。大致从16世纪开始，古典世界因为欧洲的崛起而受到侵蚀，以至完全瓦解。晚至18世纪，几乎所有文明都还是以农业生产模式为主，欧洲的权力优势不是很明显，它与外部大国打交道时甚至还低人一等。然而，在成长为民族国家并且历经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创造了一个以自己为中心、以全球化为特征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至19世纪末，所有的大国都是西方国家，而只有日本挤上这趟“大国列车”并买到车票。19世纪与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都属于一种类似于“中心与边缘”的分立状态，至少在人们印象中还是大致如此。 　　扎卡里亚所谓“非西方的崛起”，对理解当代国际秩序变迁具有重要意义。现代化是一场多重的革命，涉及技术、经济、政治与社会等多个层面。虽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心边缘”“不平衡的连带发展”仍然不同程度存在着，但毕竟现代化超越各种障碍得以扩展，其不均衡性质也在减弱，其中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区域间实力差距的弱化态势。中国崛起肯定是一项关键的推动因素。当然20世纪初期以及20世纪后半叶日本的崛起也有其历史意义。所以，随着现代化的扩展，核心国家可能会继续增加，边缘国家似乎确定会有所减少，甚至这种思维方式本身会过时。 　　单个甚至数个国家已经无法自如地支配国际社会，例如全球治理已经出现多个中心以及多种力量，我称之为“无中心的全球化”，没有任何国家再称之为绝对的“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只能在权力分布绝对不均衡的条件下存在，而当今国际社会的新型权力模式正在被更多国家所掌握，我们有数个大国以及诸多区域强国，而不太可能有传统意义上的超级大国。 　　无中心的全球化具有某些基本特征，可以视为当代大国关系状态变迁的主要内容。首先是国家间权力与地位的分布趋于分散。这表明，我们不应把目光仅仅局限在中美两国，应该看到大国与地区强国很难获得绝对优势，因此不大可能为所欲为。美国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之后的国家将不再以超级大国形式呈现。其次，国家间暴力概念发生变化。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现代国家间大战的可能性压缩到最低程度，而技术的进步和扩散使得越来越小的团体乃至个人可以获取大规模杀伤的能力。在一个多元化、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世界中，大国政治已经转向多层次政治。其三是意识形态的趋同化。如何处理文明间差异，仍是一项重要议题，市场与资本的力量当然也没有强大到消除这种差异，然而这可能没有原本或想象的那样重要，如果因为坚守理念特殊性而放弃全球市场以及外部资源，无疑等同于放弃大国地位。基于这一点，即可以理解当代大国关系变迁的真实性与进步性。第四点与第三点有关，我是说当代国际社会正在得到稳固，至少已经形成了诸多共识性的规范、规则和原则，或者也可以概括为“基本制度”。它已不仅是西方的遗产，尽管大部分来源于西方；它同时也体现非西方的意见与原则。固然这些基本制度之中，并非完全没有争议，但已经不再那样尖锐和严重，世界大国都在致力于维护一个有序的全球贸易、金融以及生产体系，并且基本上都在信奉“合作主义”而非“斗争逻辑”。这是当代国际“基本制度”有效运作的必要条件。 　　另外一点还包括当代国家认同的变迁。19世纪之前的认同主要是地方性的。经过长时间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