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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的空谈与两难 　　【摘要】1929～1930年间，随着国民党“党治”的扩展，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自由知识分子越发感受到来自新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言论、思想控制上的强制压迫，特别担忧自己在此种压迫下有“失声”的危险。因此，这批自由知识分子仿效英国费边社在上海组织平社评议时局、 议论政治。他们以“中国问题”为总题，展开了为期一年半的主题讨论，并发表政论，反对国民党的“党治”，倡导专家治国，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国民党党治体制和纷乱政局容纳不了知识精英的谠言直声，同时也由于胡适等人对政治疏离感的无视，使他们尽管始终保持着议政论政的热情，却缺乏行之有效的办法，导致他们最终在政治上无所作为。 　　【关键词】平社论政 专家政治 精英政治 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D65 【文献标识码】A 　　1928年，国民党二次北伐完成，南京国民政府作为表面“统一”的全国政权中心地位确立，这标志着民国历史由北洋时代转入国民党“党治”时代，中国的政治局面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年10月，国民党公布《训政纲领》，打着孙中山“训政”的旗号确立一党专政体制，强化了思想控制，集权专制的手向社会各层面伸延，言论自由受限制，“人权被剥夺到几乎没有丝毫余剩”。①此时，国民党的最主要政治对手共产党以暴动、武装割据的激烈形式进行反抗。而居于上海的一批温和的“洋博士”自由知识分子，如胡适、罗隆基、梁实秋等，也以《新月》月刊为阵地，发起了一场反对国民党“党冶”的自由民主运动，产生了广泛影响，时称“人权运动”，它“为此后持续20年的公民抗争设定了基本议题”。②1929～1931年也由此而成为中国现代自由知识分子“处士横议”议论政治的一个重要时期。 　　与“人权运动”同时，胡适等人还组织创立了“平社”这一论政组织。他们于平社中讲演探讨，议论时政，并将所得文字发表于《新月》。可以说，平社和《新月》杂志是当时“人权运动”的两个重要载体。但与受到学界关注、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的《新月》杂志及“人权运动”相比，平社却显得颇遭冷落，问津者鲜。③如与同样由“胡适派学人群”④所创立的“努力会”或“独立评论社”相较，平社不但所受关注明显稀少，甚至在参与者的回忆之中亦不见踪影。个中缘故，或许惟有重新审视平社活动及其思想主张，方能略窥一二。 　　平社活动始末 　　平社研究相对薄弱的状况，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其相关史料的不足。目前可资利用者，主要是胡适和林语堂的日记，⑤以及胡适《我们走那条路》一文“缘起”部分与潘光旦为《中国问题》一书所作“引言”的相关论述。这些文字虽不能复原平社活动的全部内容，⑥却也能够从中梳理出其一年半活动的始末大要。 　　平社的创立，应在1929年3、4月间。1929年3月，《新月》第2卷第1号《编辑后言》称“为便于发表我们偶尔想说的‘平’话，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月刊外（这是专载长篇创作与论著的）提出另一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刊行），不久即可与读者们相见”。⑦此处作为新刊物《平论》编辑发行机构的“平论社”，即是平社的前身。 　　《平论》是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叶公超、丁西林等6位海归“洋博士”联合筹划创办的一份刊物。但与一年前同样由他们参与创办、以发表“在文艺和学术上的努力”⑧为主的《新月》月刊不同，《平论》的办刊宗旨就是说“‘平’话”，即发表政论文字，实话实说，评议时局。这显示了他们对于现实政治态度的变化。原本僦居上海的胡适等人并无积极论政的想法，而只是努力于学术研究或文艺创作。然而，时局的发展并不如人意。随着国民党“党治”的扩展，他们越发感受到来自新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在言论、思想控制上的强制压迫，特别担忧自己在此种压迫下有“失声”的危险。而对国民党压迫言论、压制思想自由的反感，又促使这批曾留学欧美的学人开始重新审视新建立的国民党的统治思想及其政治作为，由此也就重新引起了他们对于议论政治的兴趣。⑨1929年3月23日，胡适在同人推举之下，同意担任《平论》总编辑，并随即撰写了《我们的自由》的发刊词;29日，同人聚会，决定于4月10日出版《平论》第一期。⑩ 　　然而，事实上直至5月初，《平论》始终未见出版。相反，《新月》第2卷第2号又发表《编辑后言》，在遗憾告知“上期预告的《平论》周刊一时仍不能出版”之后，一反上一期的口气，称“此后的《新月》月刊，在《平论》未出时，想在思想即批评方面多发表一些文字，多少可见我们少数抱残守缺人的见解”。同期《新月》即刊登了胡适《人权与约法》及罗隆基《专家政治》两文，进而掀起“人权运动”。《新月》的转向，使另办一份政论刊物顿显了无意义，事实上宣告了《平论》的流产。 　　而平社的活动，在此之前已经开展起来。4月21日，平社于胡适家中举行第一次聚餐。随后又曾举行两次聚餐。《平论》的编辑工作或即聚餐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