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龙多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土司制度..doc

多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土司制度 李 大 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编审） 关于土司制度，学界已经有百年研究历史，不仅出版了诸多专门性著作，发表了众多的论文，近年来也出现了构建“土司学”的呼声，显示着土司制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成就，并成为了研究的热点。土司制度是多民族国家中国构建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也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内容，尽管以往学者们从历代王朝边疆治理或不同土司的个体层面已经有过很多研究，但笔者认为在宏观理论层面还是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下面，笔者试图从多民族国家构建的角度，对土司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谈些粗浅的认识，求教于学界同仁。 郡县制下的特殊统治方式 土司制度初建于元，发展于明，衰落于清，延续至民国，似乎已经是学者们普遍的认识。而论及土司制度的形成，《明史》卷310《土司传》开篇的下述阐述对学者们的认识影响颇深： 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汉之夜郎、靡莫、邛、莋、僰、爨之属皆是也。自巴、夔以东及湖、湘、岭峤，盘踞数千里，种类殊别。历代以来，自相君长。原其为王朝役使，自周武王时孟津大会，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蛮皆与焉。及楚庄蹻王滇，而秦开五尺道，置吏，沿及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欤。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而法始备矣。 《明史》是清人张廷玉等所撰，上述记载应该是代表了明清两代人的一般认识，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明代土司制度》开篇的对土司制度缘起的阐述即基本源于对上述记述的转述，但是如果过于看重“西南诸蛮”和“自相君长”、“仍令自保”，那么我们对于秦汉两朝尤其是西汉武帝以后汉朝对西南地区的管理方式就会难以得出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进而也会影响到我们对土司制度在多民族国建构建过程中的具体定位。因而，如何理解上述认识似乎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仔细研读《明史》的上述记载，笔者以为无论是从所谓“西南诸蛮，有虞氏之苗，商之鬼方，西汉之夜郎、靡莫、邛、莋、僰、爨之属皆是也”，对西南族群起源和发展的描述上，还是从所谓“自周武王时孟津大会，而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诸蛮皆与焉。及楚庄蹻王滇，而秦开五尺道，置吏，沿及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此即土官、土吏之所始”，对“西南诸蛮”和中原王朝关系的阐述上，《明史》的作者对“西南诸蛮”已经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位：“西南诸蛮”是“大一统”王朝的组成部分，而作为郡县制度的补充，秦汉王朝尤其是汉王朝对“西南诸蛮”采取的特殊管理方式是导致“土官、土吏”产生的直接因素。这是《明史》作者阐述土司制度缘起的视角和基本原则。也就是说，《明史》的作者是从“大一统”王朝或称多民族国家的视角来定位土司制度的，“大一统”王朝对“西南诸蛮”特殊的管理方式是土司制度形成的源头。对于前者，仅仅从“蛮”的称呼所体现出的中国传统夷夏观的影响即可以充分反映，似乎没有做进一步阐释的必要，只是对于后者则需要深入分析。 在追溯土司制度的过程中将“西南诸蛮”作为一个整体有助于强调元以前历代王朝对其的特殊管理制度固然重要，但忽视这种特殊管理方式是中原王朝对辖区基本管理方式的补充则会影响到我们对土司制度的整体认识。“秦开五尺道，置吏，沿及汉武，置都尉县属，仍令自保”，这一记载很显然是对秦汉两朝实施郡县制的阐述，但郡县制下何以会出现“都尉县属，仍令自保”的特殊管理方式，并成为 “土官、土吏之所始”？也就是说，郡县制下对“西南诸蛮”的特殊管理方式才是土司制度形成的源头，这应该是我们认识土司制度形成的关键。 汉承秦制，郡县制是“大一统”王朝基本的管理方式。秦朝在“西南诸蛮”地区设置郡县的情况由于史书记载的原因有待探讨，但西汉王朝最迟在汉武帝时期已经将郡县体制推行到了整个南部地区。元鼎五年（前112）秋，汉武帝出兵统一南越，“遂以其地为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址、九真、日南九郡”。同时，西汉王朝在西南夷地区也积极推行郡县统治方式，而且是作为南越政策的一部分制定实施的。早在建元六年（前135）西汉王朝进攻闽越的时候，大行王恢派遣番阳令唐蒙前往南越告知有关征讨闽越的情况。唐蒙在南越了解到流经西南夷地区的牂柯江在番禺（今广州附近）旁通过，可以行船，所以在回到长安后建议经营西南夷地区，利用西南夷的力量为统一南越做准备：“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粤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汉武帝随之以唐蒙为中郎将，前往夜郎，“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后“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莋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