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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山文化玉器功能之我见 ——食品说、胚胎说、祭祀祷雨说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臧振 　　一、食品说 　　“玉为神灵食品”的观点，不是某人一时心血来潮，凭借灵感想象出来的；那是笔者多年前在读书中自然形成的观念。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我选择了“巫术”作为研究课题。《蒙昧中的智慧——中国巫术》（华夏出版社1994年出版）是这一课题的成果。该书第九章有一段专讲上古巫师把玉器作为重要的道具。文中说到：“近年来，人们在江苏、浙江等地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中，发现不少精美的玉器……从它们放置在死者周围这点来看，最主要的功能应当还是避邪，是防御企图危害尸体的鬼魅。” 　　紧接着，笔者便引用了《山海经》中关于古玉功能的最为重要的一段（《西山经·密山》）： 　　“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瑾瑜之玉为良，坚栗精密，浊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 　　接着说：“很清楚了，玉的作用有两个，一是天地鬼神的食品，二是君子佩带它可以抵御不祥之物。” 　　“到了商代，商人就普遍用玉作祭祀上帝的礼物；这礼物放在盛食品的‘豆’里面。近代学者王国维考证说，‘礼’字本来就是豆里面放着两块玉。”（见该书161页。王氏原话见《观堂集林》卷六《释礼》） 　　“如果没有上古巫术对玉的神化，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夏商周时期玉成为礼神、镇国的珍宝。”（见该书162页） 　　该页还引用了《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其后不久笔者就发现了东汉郑玄对这段话的重要注解： 　　“礼东方……太昊、句芒食焉，礼南方……炎帝、祝融食焉，礼西方……少昊、蓐收食焉，礼北方……颛顼、玄冥食焉” 　　郑玄以人帝人神相配于四方，这完全可能是晚出的思想。但玉作为食品献祭而被帝神飨用，应该是由来久远的观念。 　　以上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从文献中得到的认识。 　　1989年秋，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同仁到西安访问，邓淑苹女士随访。在座谈会上，我即以玉琮功能问题请教邓先生。邓先生即以海外学者三种观点相告，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1、张光直先生认为，琮外方内圆中空，“象征天地的贯穿”，琮是巫师“通天地的法器”。2、林巳奈夫先生认为，琮是宗庙祭祀中请神主凭依的器物，琮的中孔是神灵凭依的小室。3、邓先生自己认为，琮方象天、璧圆象地，琮与璧相搭配，组合成贯通天地的法器。三种观点有一个共同点，即把琮看作巫师沟通天地的法器。 　　这与我在大陆刊物上读到的流行观点很不相同。大陆学者的意见大致可分为两类：1、避邪；2、显示财富和身份。我的看法是，用随葬物品来“显示其等级、财富和权力”，这是用今人的观念想象上古先民；那生活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大家族中、笼罩在浓郁的鬼神观念下的先民，是不需要用实物来“显示”其地位的。（这一点，也可用以说明红山文化积石冢大墓为什么“唯玉为葬”）至于“避邪”和“巫师通天地法器”的说法，我能接受。但其具体的原理，我还很难放弃“玉为鬼神食品”的先入之见。 　　1991年秋，我得到去北京大学考古系做“访问学者”的机会，即以古玉文化作为研究课题。应笔者请求，很快就收到邓淑苹先生寄来她有关古玉研究的系列论文。尤其是《百年来古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成为笔者研究的向导。依该文《参考书目》，又在北大图书馆复印了杨建芳先生《中国古玉书目》，开始系统阅读有关文献。读到章鸿钊先生《石雅》，其上编第三卷专有《食玉》一节，广泛引经据典，集中叙说，令我大开眼界，更加深信玉为鬼神食品的观念由来久远，影响广泛。与此同时，感觉到海外三家关于琮为“通天地法器”的说法隔靴挠痒，未得要领，甚而至于有牵强附会和想象的成分，经不起考古发现的奇特葬俗的推敲。若用“玉为鬼神食品”的观念去观察分析，诸多疑问涣然冰释。于是笔者有《玉琮功能研究述评》（文博1993年第五期）、《玉琮功能刍议》（考古与文物1993年第四期）等文的发表；认为在祭祀或葬礼中，琮璧等均是被巫师或族长作为食品陈设或瘗埋，用以吸引鬼神来飨。所谓“沟通天地”亦即此意，不必求之过深。 　　二、胚胎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时代早于良渚文化的红山文化玉器得到确认。比起良渚文化玉器来，红山玉器形制更为古怪奇特，功能更为扑朔迷离。笔者面对所谓玉猪龙、钩云形器、马蹄形器等等，也曾百思不得其解。约在2001年，笔者收到邓淑苹先生寄来《群玉别藏续集》（台北 故宫博物院1999年10月初版）。书中谓玉猪龙“应是表达哺乳动物在胚胎期的造型”，此语对于笔者来说，可谓振聋发聩！在该书第13页，邓先生说到，要了解红山系玉器的深层含义，须注意下述现象：“红山居民喜爱雕琢昆虫在幼虫或蛹，或是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