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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辛亥革命前后梁启超的民主共和思想张弘毅 20110401087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从1895年“公车上书”开始，梁启超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领域的风云人物。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立宪运动、辛亥革命、护国运动乃至五四运动，梁启超都是中国政治界一位明星级人物，他所主笔的《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广为流传，对开启民智，传播新思想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在文化领域上，作为“新史学”思潮的发起者，梁启超在中国的学术史、思想史和史学理论方面都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在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在史学研究领域已成为必读的经典。梁启超的一生是多方面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张朋园评价梁启超是个“新闻记者，是个教育家，是个思想家，是个文学家，是个史学家，是个艺术鉴赏家”。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文中，高度评价了梁启超在中国政治和学术领域的巨大深远的影响：“许多的学者们，其影响都是很短促的，廖平过去了，康有为过去了，章太炎过去了，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我们则相信他尚未至十分的过去——虽然已经绵延了三十余年。许多的学者们，文艺家们，其影响与势力往往是狭窄的，限于一部分的人，一方面的社会，或某一个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却是普遍的，无远不届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的——虽然有人未免要讳言之。”而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后，其作为政治先锋，其思想经历了几次转变。他最初主张君主立宪，向政府建言献策改革，“公车上书”即为其代表，同时运用自己的笔杆，向国民疾书兴民权，兴教育，兴议院的政治主张；戊戌政变失败后，他逃亡至日本，在阅读了大量西学著作后，他求变之心变得更为急切，开始主张革命，主张进去冒险破坏之说，“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主张建立民主共和的政体；然而在庚子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梁启超突然主张渐进主义，在现状中求得改进，反对民主共和制，他称“共和共和，吾不忍再污玷汝之美名，使后之论政体者，复添一左证焉以诅咒汝，吾与汝长别矣！”，此后他从事立宪运动，他在1907年组建了“政闻社”，并发起国会期成会请愿速开国会运动，在请愿运动压力之下清廷不得不发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称“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而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后，梁启超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一个小波折，他起初依然不赞成民主共和，然而随着局势的逐渐明朗化，他也不得不思考“虚君共和”的未来，于是他再次转身，撰文表示支持和拥护民主共和。本文所述的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的较短一段时间内，梁启超对民主共和的思考，看法以及建设民主共和国的思想方针，并试图探究他的“华丽转身”背后的原因。一、从“虚君共和”到拥护民主共和辛亥革命发生后，梁启超则依然主张“虚君共和制”，他曾与康有为密谋，试图从日本归奉天之后，借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等人的部队控制北京外围地区，阻止袁世凯入京，并在北京发动政变，与奕劻、载泽等合力拥戴戴涛为总理，并迫使清政府召开国会，实现他的“虚君共和”理想，但因为情况有变，吴禄贞已经被刺身死，传言蓝天蔚也将对他不利，于是梁启超被迫折返日本，期间还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极言“虚君共和”未成之遗憾。此后形势逐渐明朗，袁世凯多次致电梁启超，召其回国“商定大计，同扶宗邦”，，清帝逊位后，梁启超也渐有联合袁世凯的趋势，多次与袁世凯书信来往。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梁启超不再坚持他一直以来的“虚君共和”的主张，至于原因，张朋园认为，这是基于个人的信仰，环境的需要的。梁启超认为君主立宪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无可作为，且立宪派人士多数已经转变为拥护共和，如果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宪主张则有可能失去这一部分支持的势力。于是梁启超开始拥护民主共和，并进入政界实践其主张。梁启超第一篇表明拥护共和的文章，是1912年发表的《中国立国大方针》，此文宗旨在于以客观态度，系统地阐述了梁启超对中国今后的整个建设问题的看法，也表达了他对于辛亥革命和民主共和的态度。在此文的开篇，梁启超如此说道：“积敝丛慝，极于晚清，上下杌陧,儳然不可终日。仁人志士，乃忍苦痛以从事于革命。革命成功之捷，所以能冠千古轶五洲者，其原因虽多端，而国家组织不完全，则诸因之总因也。譬诸破漏霉朽之老屋，非破坏后，则建设末由得施。故革命事业实应乎时代之要求，洽乎人人心理之所同然，是以不惊匕鬯而有今日也。亦惟一此故,而知人人渴望完全国家之出现，渴望新国家之组织，若大旱之待云霓。”梁启超表示，清政府已经积重难返，时局动荡不安，摇摇欲坠，因此惟有将其完全“破坏”，才能够建立起新的社会，革命党人也是基于国家的病入膏肓，“忍痛”进行“破坏”，即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