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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为何“不务正业” 　　《新政治经济学评论 25》 　　主编：汪丁丁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1月 　　寻租是这样一种活动：你试图从社会中得到一些特殊的好处，这种好处对你有利，但实际上会伤害他人。布坎南指出，寻租是一种非生产性活动，寻租活动的原因在于制度规则，而不在寻租者个人本身。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企业家们是寻利还是寻租，并不是由企业家的主观愿望决定的，更多地是由该国的制度及制度环境决定的。好的制度，会鼓励该国企业家去寻利，而坏的制度则迫使该国企业家去寻租。企业家寻租现象在各国都存在，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各国企业家从事寻利和寻租活动的规模和程度存在巨大差别。在发达国家，企业家把大多数时间、精力和努力用于产品研发和市场竞争等寻利活动；而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家则把大量时间、精力、努力用在了与官员打交道、诉讼竞争对手、游税政府等寻租活动上。 　　有研究显示，企业家与官员打交道的时间，可近似看作企业家用于寻租活动的时间。从这一指标来看，在十个发展中国家中，企业家与官员打交道时间占其管理时间的平均比例高达19.8%；而在十个发达国家中，这一平均比例仅为1.91%。 　　制度规则决定了企业家是寻利还是寻租。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控制的资源太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权力太大，造成中国租金总量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20%以上，巨额租金的存在诱导着人们把大量宝贵的企业家才能用于寻租活动，这一种情况属于企业家主动寻租。在中国现行的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对企业家的管制比较严，企业创办和经营成本比较高，这导致企业家不得不通过“打通关系”和“搞掂官员”来扫除企业营运的障碍。比如，在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政府权力部门对企业的关（审批）、卡（各种收费）、压（各种限制）比较多，这些烦锁的审批和低效的制度不仅增加了做生意、办企业的成本，而且延误了商机。国内企业家为了加快办事的速度，不得不对那些掌握权力的官员打点一下（经济学上称之为“速度钱”），这一种情况属于企业家被动寻租。 　　在创新活动方面，由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执行不力，新产品很容易被仿造和伪造，企业家创新收益往往得不到保障，于是企业家失去了创新的激励。笔者发现，中国企业家在技术创新和 RD投入等创新活动上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2008年中国的RD支出占GDP的比例为1.47%，这一比例虽然高于当年许多发展中国家，但却远远低于许多发达国家，仅为以色列的三分之一、美国的二分之一。平均来讲，发展中国家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为0.498%，发达国家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为3.214%，前者仅为后者的15%左右。 　　除了寻利还是寻租，企业家投资还是投机也备受关注。企业家是选择长期投资还是选择短期投机，主要取决于从事这两项活动的成本和收益。如果创办和经营企业的成本过高，那么企业家可能会更加青睐短期投机。 　　过高的创业和经营成本使得中国内地企业家投资实业的预期收益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企业家的短期投机行为。朗咸平认为，2006年以来内地股市楼市的泡沫并不是流动性过剩造成的，而是由于营商投资环境的急速恶化，制造业不景气，企业家把应该投资而不投资的钱打入股市和楼市造成的。近两年来，国内大蒜、大豆等农产品价格以及黄金、白银等贵金属的价格出现了巨大的波动，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企业家投机造成的。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企业家总是最先最敏税地感受到一国投资环境的变化。企业家投机潮的出现反映企业家对实业投资缺乏信心和安全感，也印证了当前中国营商环境的退步和恶化。 　　企业家国内投资还是做投资移民，同样是被热议的话题。2005―2010年间，中国内地移民净流出173.1万人；在移民海外的中国人中，许多是社会精英和企业家。 　　基于“实用理性”的意识主导和“礼法互用”的治理策略及对皇权政治和等级制度的维护和延续，中国传统社会一直没有演化出相对独立的法治体系和法治环境，而开放以来几十年的时间显然还不足以形成相对稳态的法治结构体系及法治环境，这种法律环境和产权制度的不安全性乃至歧视性对民营企业家来说更是明显。在这种制度环境下，中国的许多企业家非常担忧自己的资产和财富在某个时刻突然被“宣称”化为乌有。 　　在个人合法财富得不到有效保障和充分尊重的制度设计中，企业家不可能进行较为长远的投资计划，而这种制度设计也恰好鼓励了企业家的投资移民，中国企业家首先考虑的移民国往往是加拿大、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等法治水平和产权保护水平比较高的国家。实质上，移民潮是企业家对政府和法律失效的一种消极反应，这也是任何社会主体在经济社会转型中制度安排高度不确定环境下或者对未来有消极预期情形下的本能选择。面对企业家移民潮，唯一能做的就是改善各方面的制度环境，让企业家在这里生活和投资变得更加容易、公正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