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飞“临时性”所产生的对力.docVIP

杨义飞“临时性”所产生的对力 　　“物的功能属性”和“带有功能属性的物”有一种近乎类同的表述，但它们却有完全不同的主动和被动关系。在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物的功能属性是指一种承担着公共功能的物逐渐被标准化和量化，并得到普遍的认知、认可。它们具备了共性的属性关系。相比之下，带有功能属性的物，它显得更鲜活，随时在填补着临时性，瞬间承担和拆除的属性显得更具实效性和不确定感。杨义飞的创作就是在一种被标准和量化包裹下的社会现实中找寻某种脱离了标准属性和弊端但又被临时搭建的事物，从而探讨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关系问题。这有别于纯粹的调研，被临时搭建属性关系所产生的事物在杨义飞的思考中有某种悖论关系和相对的时效性，而他用这种物进行视觉化的再现是进一步颠覆普遍的经验。 　　往往普遍最贴近现时事物。看似“一概而论”和“对微观肆无忌惮的消费”都构成了在今天普遍的存在方式。杨义飞正是把观察点落在了一种最具公共属性的事物上，他让这种事物通过一种临时的改造再把“公共”最直观的特征呈现出来，从而把问题转移到“公共”这个概念上。杨义飞并不是通过艺术的方法论来创造公共，而是一种问题的联系和揭示。就像他一直致力于对户外空间“塑胶凳”的探讨和调研，通过调研发现这种微观的凳子在无形中承担了全球化话题下的公共文化载体。看似一概而论的全球化议题并不能完全为社会的基础所服务，反而微观事物的公共属性在真正意义上抛掉了边界，甚至抛掉了文化的差异。这样来看杨义飞经调研后的“塑胶凳文化”是在直接地讨论公共的概念。 　　尽管“塑胶凳”承担了如此多的东西，但杨义飞始终把出发点落在了事物在发展进程中所产生的必要性消费。像他参加的第二届CAFAM未来展上的作品――在不同的砖块上插满了锋利的玻璃。直观作品，我们总会被两种相对立的物质所刺激和感染，但这种组合方式恰恰是杨义飞在最微观的生活现象中提取的一种智慧，也可以说是重新被组织的富有功能性的物。这也像前面提到的――这种临时性的承担带出的不确定性。杨义飞是在探讨今天社会结构中所面临的现象带出的不确定性。总的来说功能属性的临时性是杨义飞持续挖掘和体验的点，它更具参与和移动关系。这也是今天社会实践性艺术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不能把简单的干预作为一种概念。 　　IART：能看到你对“凳子”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凳子本身就是一个很公共性的物件，含有个体、集体的信息，串联了物体属性和各种所指。那你当初选择这个物件，对此敏感，是出于什么想法？ 　　杨义飞：我本科是学习工业设计，每一个工业设计师都很关注凳子，因为有太多的经典作品都是以凳子作为载体。另一方面涉及到当代艺术，博伊斯也使用过凳子这样的元素，或者说是将凳子作为一种材料，他暗示的是更为身体性的问题，所以凳子转化为身体的化身，而不是我们肉眼所见的真实的身体。我是对这些问题比较感兴趣。后来做凳子的研究也是因为之前做了大量关于凳子的考察，包括大量与凳子有关的资料的收集。后来我把注意力放在塑胶凳上面，并且以珠三角、香港、澳门为地域背景考察。是因为我生活在广东，提到广东的地域特色，大家都会想到大排档文化，那么这个大排档文化的载体很可能就是这个塑胶凳。所以在当时也狭隘的以为塑胶凳就是能够代表广东地方性的一个载体。后来有机会去欧洲做访问学者，走访了欧洲很多地方，发现在广东大排档中普遍出现的塑胶凳在欧洲也很普遍。所以我开始怀疑之前自己的判断――到底什么才是地方性？后来回国，以作品的方式抛出了这个问题，用这个问题来讨论什么是地域性、什么是地方性。作品名称为《平行世界》，其实就是表明这是一个扁平化的、普遍的概念而不再是一个所谓的地域特殊性。在今天，我们所处的网络时代，我们以往认知的各自的特性可能在另外的国家或地区同样存在并普遍。以这样的认知变化为基础，我又用凳子做了一个延伸，也就是作品《关系》，包括通过研究，以平面切割的方式让其产生形态变化的可能，我还是希望在我的工作中有一个切入点。 　　IART：你提到凳子承载的身体性，在你哪些作品中能感知到？ 　　杨义飞：我个人跟身体本体的关系并不是那么密切，但是作品《关系》有这样的因素存在，最近在广东省美术馆展出的作品《凑？活》体现的身体性就更强了。我把凳子作为人的载体，或者说让凳子有了一些人的经历。例如在作品的视频部分，我把凳子做了一些人为的破坏和折磨――将其在地上拖行，并用平行轨道的方式拍摄，它就像人摔倒一样，产生了伤疤，这样就产生了一定的身体感知。包括还有人为的对其实施踩踏等破坏，呈现了它损坏的过程。我认为这里面也有暗含的身体性。在作品中，凳子的生存过程和人的生存过程是联系起来的――凳子看似是没有生命的，但是它可以替代人来做一些尝试。 　　I ART：《个体/集体》中，凳子组成的坡面其集体意识是很强的。 　　杨义飞：我之前做过与《个体/集体》关联的作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