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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民间的“国家记忆” 　　那些不朽的图片，记录了这场战争中，中国国民身体里迸发出的百死不屈的精神力。 消失的记忆 　　找寻一场战争的记忆之难，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曾经写过这么一件事：“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在历史书中看过诺门罕战役的照片，至今仍清楚记得照片上异常笨重的旧坦克和同样笨重的旧飞机，还附有简短说明：1939年夏天，驻扎在满洲的日军同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联军围绕国境线展开激战，日军遭受重创，败退下来。较之关于两年后爆发的太平洋战争那神乎其神的记述，这场战争的说明简短得近乎小小花絮。” 　　诺门罕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全球烽火中颇不起眼的一场战争，对阵双方是日本和苏联，地点却在两者境外的中蒙边界一片几乎没有人烟，也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荒原上，但这丝毫不影响战争的残酷程度。村上春树后来旅居美国时，阅读了大量有关此战役研究的书籍，发现这是一场“惨烈至极的货真价实的战役，是日本人拖着一条非现代尾巴的战争观，被苏联（或非亚洲）那种重新改组过的战争观彻底击溃，被其蹂躏得体无完肤的最初体验。在诺门罕战役中丢掉性命的日本士兵约两万人，多数士兵的死法是没有意义的。他们在日本这个封闭组织中被作为无名消耗品以极差的效率杀害了”。但因为没有正式宣战，也因为失败战役中士兵死亡的无意义，日本国内在很长时间里对这场战争遮遮掩掩，仅以“诺门罕事件”这一暧昧的字眼称之，也鲜有多少有关此战役的史料。 　　这就是战争记忆的吊诡之处。明明是一架残暴至极的血肉磨盘，其间发生的所有细节，放在和平的当下都触目惊心，却又偏偏被扎扎实实湮没在历史的尘雾中，看不清究竟。当村上春树喟叹无效率消耗数万日本士兵生命的诺门罕战役发生时，中国境内的大半领土已经沦为日本入侵的战场，无数中国士兵和平民的生命被战火吞噬，可以说至今每个中国家庭的家族史都或明或暗地带有那场战争的阴影。但有关战争真实确凿的记忆，却扑朔迷离。就像若干年后一些抗战老兵回忆在滇西作战的热带丛林一样，雾气蒸腾，10米外就看不清究竟，只能依靠后来人对战场上逝去亲人的牵挂和想象，摸索出那场战争的寥寥余印。 　　深圳建筑师晏欢的父母都来自抗日军人家庭。他的外公潘裕昆将军是中国驻印军第50师师长，曾率部与美军部队联手攻克了日军据守的缅北重镇密支那。他的祖父晏福标1944年8月8日在衡阳保卫战中殉国，时任国民革命军第46军新编第19师第56团少校营长。祖父战死湖南后，没有给沦为孤儿寡母的祖母和时年仅9岁的父亲留下一张照片。晏欢直到2006年9月，才在长沙湖南省档案馆“敌伪人员”的专柜中找到了一张祖父的照片。这是一张泛黄的标准照，只是一张影本，但晏欢一家仍然对档案馆这个奇妙的机构和独特的功能感激不尽。因为在过去的62年里，晏欢的父亲从来没有见过，也不知道自己父亲的样貌，晏欢对于祖父的认知更是一片空白，“连做梦也没有可梦的物件。” 　　与那些能在战争中留下点滴印记的将领相比，战火中的平常士兵就更无迹可寻，他们没有战绩，没有形象，甚至没有姓名，只是给自己的家人留下一段与战争无法割舍，却又自顾不明、无力追寻的线索。“在我的家庭史里，爷爷就是这样一个语焉不详的存在。他曾是贵阳市狮子山附近中学的一个教员，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号召，参加了远征军，远征滇西，从此一去不返。爷爷出征时，我的父亲才刚出生。家中失去了维系生计的男主人，母亲又乳房溃烂无力喂养，只能将孩子抱养给一位从重庆往来贵州做生意的商人。这位商人将我父亲带回重庆，从此再没见过亲生父母。成年后，父亲去贵阳找过当地公安户籍部门，希望能得到有关当年参加远征军的军人的点滴信息，却一无所获。如今人近古稀，知道的身世信息仍然微乎其微：父亲姓金，参加远征军后一去不返，不知道部队番号，更无从猜测最终是战死沙场，还是在时代更迭的浪潮下流浪终老何方。” 找寻记忆 　　在《诺门罕钢铁墓场》一文中，村上春树记述了自己为追寻诺门罕战役，“从不放过写诺门罕战役的书”，旅居美国时把所属大学图书室中相当数量的有关诺门罕战役的日文旧书统统借阅，还专门去到中国内蒙古自治区一侧和蒙古国一侧，实地探查诺门罕战场。对于为何要这样做，他的解释是：“不知何故，自看到那张照片以来，这场战役的场景就鲜明印在了我的脑际。”这是战争记忆的另一个神秘之处――它有着相别于其他记忆更为强大的感染力。不管如何难于追忆辨认，却总在冥冥中影响着今天，牵引着一些人不远万里对当年发生过什么穷追不舍。 　　2010年，美国国家档案馆就迎来了这样一批中国人。这是一支颇有些特别的队伍。每天进入美国国家档案馆的人很多，但绝大多数是一个人来，而这支队伍最多的时候是9个人排成一队进去，他们带着电脑和扫描仪，每天一早就进入收藏“二战”影像的档案馆5楼，戴上白色的细棉纱手套，对着一堆堆装影像的盒子埋头翻找。 　　这是一支来自中国民间的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