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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规划建设国家行政新城的政策建议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是否应迁都成为一个影响较为广泛的争议性问题。继续定都北京对国家长治久安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地缘战略意义，缓解北京“城市病”应该选择“展都”而非“迁都”。因此，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成为北京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规划建设国家行政新城是坚持和加强北京首都核心功能，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初步探讨了国家行政新城的功能定位、规模大小和地址选择，提出了可规划迁入国家行政新城的中央政府机构及国家举办事业单位的范围、国家行政新城规模100万人左右为宜，以及保定和秦皇岛北戴河两个选址方案。 　　【关键词】国家行政新城 展都 城市病 京津冀协同发展 　　【中图分类号】TU984.2 【文献标识码】A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要求北京明确城市战略定位，坚持和强化首都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功能，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由此，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成为北京城市和区域发展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研究提出规划建设国家行政新城的必然性，讨论国家行政新城的发展定位和选址战略问题。 　　规划建设国家行政新城是“展都”而绝非“迁都” 　　首都对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地缘战略意义。首都即国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所在地。因此，在严格意义上，所谓迁都即指将国家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迁往新的地方的过程，不包括一些学者所谓的文化迁都、科技迁都、经济迁都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是否应迁都成为一个影响较为广泛的争议性问题。回顾以往，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产生了两种不同的主张（杨开忠，2015a）。一是迁都，即将国家政治中心和中央政府整体迁往长江中游或者中原等地区（胡星斗，2006；吴殿廷与袁俊等，2006；梅新育，2007；袁刚，2012）等；二是“展都”，这一主张反对迁都，主张通过打造首都圈来缓解北京“城市病”（杨开忠，2015a）。 　　诚然，定都北京是决定北京城市功能聚集的关键历史基础，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现实因素（杨开忠，2015a）。迁都的确有助于缓解北京“城市病”，在我国当前国力下资金上也是不成问题的。然而，应该重视的是，继续定都北京对国家长治久安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地缘战略意义（杨开忠，2008）。 　　首先，缓解南北发展失衡。从战略角度来看，在全球化经济竞争中，我国北方相对南方处于相对劣势地位。一方面，北方气候相对干燥、水资源稀缺，自然生态条件相对恶劣；另一方面，东亚―南亚新月形地带是亚洲和世界的人口和经济中心，与南方地处新月形地带核心部位不同，我国北方虽然与这一新月形地带北端交汇，但相对远离新月形地带核心，对外交流合作空间成本相对高昂。这就决定了平衡南北发展关系将始终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全局性、根本性、长期性重大战略问题。环渤海地区是我国人口和经济核心区，北京则处于环渤海地区中心，是我国北方与全球经济社会的主要结合部。定都北京有利于发挥北京优势和潜力，最大限度地促进北方发展，因而是缓解南北发展失衡的重大战略选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我国北方趋于相对衰落，南北发展失衡逐步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为应对这一挑战，我国从“十一五”规划时期开始实施振兴东北战略。然而，这一战略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南北发展的失衡。事实上，2014年以来，除天津外，我国北方其他地区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落入全国速度最慢的前十位省市自治区行列（表1、表2）。从历史和巴西、韩国等国际经验来看，首都区位是影响一个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政策工具，定都北京有利于平衡南北发展差距。可以预见，如果把首都从北京迁入中原或长江中下游地区，无疑将加剧南北发展失衡状况。 　　其次，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东部农耕区的生态屏障、西部牧区的水源涵养带，是我国重要的生态脆弱区，其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北京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带南界附近地区，既身在东部农耕区，又能够切身感受到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的重要变化。定都北京有利于北方农牧交错带生态重要变化及时感性地传导给决策者，从而有利于决策者及时科学做出保护农牧交错带生态的战略决策，从而有力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迁都主张者常常拿沙尘暴侵袭北京做文章。据报道，2006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沙尘暴来势凶猛，于是479名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要求将首都迁出北京。事实上，沙尘暴侵袭北京仅仅意味着需要进一步加强农牧交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