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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罗会议：中国式梦想与美国式现实 　　没有哪一次国际会议像它一样，被赋予了如此之多的民族情感和道德色彩；也没有哪一次国际会议像它一样，在情感与实效之间存在如此之大的反差。 　　1943年11月22日到26日在开罗召开的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被彼时的中国领导人视为划时代的事件。在经历了6年多艰苦的抗战之后，中国的贡献终于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承认。继年初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蒋介石又得以破天荒地和罗斯福、丘吉尔平起平坐，出现在全世界公众的视野中。如此美妙的经历，加上美国对中国充当“四大警察”之一前景的渲染，使蒋氏不禁感慨：“这实在是我们中国百年来政治外交上最大的胜利！” 　　与之相反，在研究战时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全球战略的诸种英文著作中，“开罗会议”往往仅以过渡角色出现，其重要性不仅落在随后举行的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之后，甚至也不及稍早前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和魁北克会议。在邹谠的名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中，开罗会议仅仅占据了一个页码的篇幅。这种冷落足以代表美国学界和政界对本次会议的一般印象：稀松平常，无甚可书。 　　一边是中国式理想，一边是美国式现实，在开罗阴错阳差地交汇：中国视会议为漫长努力的结果，认定自此已经奠定大国地位；美国视会议为军事反攻的开端，许下的远景需要靠战场表现才能获得。蒋介石短暂的大国梦在一年之后即告破碎，留下的只有关于“中国纠结”的无尽反思。 “门户开放”的误会 　　从19世纪末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化之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大致以“门户开放”（Open Door）为要旨。史汀生国务卿在1931年的一封信件中曾对这一政策做过完整的阐述，他认为，“开放”包含有两层意味：其一是经济性的，即维护“各国对华商业上之机会均等”；其二是政治性的，即为了获得自由贸易的权利，必须确保“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这种看似不偏不倚的主张，与美国传教士、教育家和东方学研究者对中国抱有的理想主义情结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政治神话：美国应当、也必然成为中国独立地位的保护者。 　　但在“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看来，“门户开放”不过是一种自我强化的心理暗示。首先，它更近似于对既定秩序的承认，而不是对列强在华格局做出根本性调整的大纲。在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以及日本全面侵华的重要关头，“门户开放”对中国没有起到任何意义上的保护作用。长期以来，与其说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捍卫了中国的独立，倒不如说是中国巨大的疆域和列强间的勾心斗角阻止了任何一个国家推行排他性政策。其次，即使是在“门户开放”运行相对顺畅的20年代，中美两国之间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也极为有限。华盛顿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不承认主义”就是这一现实的反映：出于情感和道义，美国不能放任日本破坏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但美国更不愿意牺牲和日本之间的可观贸易额，而与东京断然决裂。 　　换言之，到1941年12月日美开战时为止，美国的对华政策始终是出于主观认知和想象：华盛顿既未确切地了解中国的需求，对中美展开军事和政治合作可能遭遇的困难也估计不足。但这并不妨碍罗斯福总统及其幕僚早早地将中国纳入美国对战后世界秩序的设计之中――早在1940年，罗斯福和国务卿赫尔就预见到了美国成为战后世界领导者的必然性；而一个强大、亲美的中国不仅能阻止日本再度挑战太平洋秩序，对拥有强大陆上力量的苏联也是一种平衡，于“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意义极为重大。故而在1941年《大西洋宪章》公布之后，赫尔立即开始鼓吹：“在战争之中和战争之后，承认中国是大国，她享有与强大的西方盟国――俄国、英国和美国平等的地位并得到复兴。这不仅是为建立战后的新秩序做准备，而且是为了在东方实现稳定和繁荣。” 　　但国务院在做出“使中国成为大国”的承诺之前，并未与军事部门就中国战场的地位达成一致。早在1939年，美国陆海军联合委员会下属的计划委员会就确认：当美国在亚洲和欧洲面临同等严峻的军事考验时，它不可能在两洋同时发动攻势，而必须遵循先难后易的原则。1940年法国之战结束后，联合计划委员会认定纳粹德国的威胁较日本更为突出，因此建议：“即使不得不与日本开战，在太平洋方向投入的兵力也应当优先保证大西洋方向的主要作战之所需。”1941年春，英美参谋长华盛顿会议签署的《ABC―1备忘录》最终确认：“德国是轴心国的主要成员，大西洋和欧洲战场是决定性的战场……如果日本参战，我们在远东的军事战略将是防御性的。” 　　换言之，尽管在日美开战之后，英、美、荷、澳四国迅速组建了西南太平洋四国盟军总指挥部（ABDA―C），并在美国陆军编制内增设了中缅印战区（CBI），但对日反攻并非此际美国的战略重点。改任陆军部长的史汀生含混地表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目的是使中国继续作战，因此要加强它，使它能够迫使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