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锋精神帮我们重建社会信任1.docVIP

雷锋精神帮我们重建社会信任 2013年是毛泽东同志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50周年。50年来，雷锋精神镌刻在人们心里不断传承弘扬，哺育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成长，也使社会风气更加文明、健康！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到2010年底，全国常住人口超过500万的城市已有20多个，其中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人口已达2000多万。社会学家说，中国已进入“陌生人社会”。从过去的“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客观上，使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感大大增加，也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成本——老人摔倒了无人敢扶，大人不停地教育孩子，“不能与陌生人说话”等等。人们一方面抱怨着“人情冷漠”，同时也在提醒着亲人朋友“少管闲事”——那么，在这种新型的“陌生人社会”，弘扬雷锋精神能否重建我们的社会信任？我们每一个社会人又如何从雷锋精神中学习重拾与人相处的信心？记者对话了郑州大学寇东亮教授，请他为我们做一个释疑、解惑。 被妖魔化了的“陌生人” 记者：今年1月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发布《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2012-2013》。报告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60分的信任底线。人际不信任进一步扩大，只有不到一半的调查者认为社会上大多数人可信，只有两到三成信任陌生人。”寇教授，对此，您怎么看？“陌生人社会”又究竟是怎样一个概念？ 寇东亮：当代中国社会正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这种转型具有客观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但人们对这种转型也表现出深深的忧虑、拒斥甚至否定。人们希望生活在一个“熟人社会”中。对多数人来说，“熟人”因知根知底，便认为是可亲可信的，而“陌生人”因其来历不明或形迹可疑而被不少人视为潜在的“坏人”、“敌人”，则是可疑可怕的，甚至被视为可怕的“妖魔”。多数人总是以防范的心态面对“陌生人”，告诫自己或劝诫亲朋好友“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和陌生人交往”。一时间，“陌生人”似乎成了令人可怕和憎恨的“妖魔鬼怪”。另有一部分人则信奉脸厚心黑、情感冷淡、道德冷漠、为人冷酷等，通过瞒、骗、欺诈等手段，伤害或损害“陌生人”。 对陌生人的这种态度，既源于中国传统思想的强大影响，更源于当下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缺陷。中国传统道德思想主要围绕基于血缘宗法的“五伦”关系展开，强调“爱有差等”、“内外有别”和“防人之心”，讲究“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处处流露出对“陌生人”的戒心和排斥。当下中国社会总体上仍存在浓厚的人治色彩、泛滥的宗法式“关系”，使得人们常常必须借助传统“熟人”策略，才能回避公共生活中存在的诸如“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之类的“陌生人困境”。同时，近年来，“彭宇案”、“小悦悦被碾压”等屡屡发生的公共道德事件，多指向“陌生人”或“路人”，使人们对关怀他人、助人为乐、奉献爱心等心存疑虑，对“陌生人”心存戒意甚至恐惧。 化“陌生人”为公民 记者：今年2月20日，《大河报》报道的“商丘市民姜德强接到陌生人求助短信后300里加急赴徐州救人”的事迹，引发全国社会各界和媒体的热议。刚才说的前一件事所呈现的问题令人心寒，但似乎是目前社会生活的常态；这后一件事所彰显的精神令人心暖，但似乎是目前社会生活的特例。这两件事触及近年来人们一直很纠结并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对待陌生人，如何与“陌生人”相处。寇教授，您怎么看？ 寇东亮：从根本上化解“陌生人”问题，需要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社会力量的联动。从社会学层面看，解决这一问题的两个策略值得注意：一个是传统“熟人”策略，即通过调动血缘、地缘、姻缘、学缘、职缘等各种“关系”，把“陌生人”转换为家族宗法式“熟人”。另一个是现代“公民”策略，即通过价值认同、法规契约、制度保障等，把“陌生人”转换为“公民”。 目前，人们更多采取的是传统“熟人”策略。当必须面对陌生人，必须与陌生人打交道时，人们总是本能地希望并努力把陌生人变成熟人。“熟人”策略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传统文化与当下制度体制不完善的交互作用的产物。这种策略在局部意义上化解了某些“陌生人”问题。但就根本而言，这种策略使人治、“情大于法和理”、“潜规则”等现象不断滋长和蔓延，制约了我国社会公共生活民主化、法治化进程，增加了社会运行和个人生活的成本。同时，由于在这种策略中，每一个人都难逃“陌生人身份”，难避“陌生人困境”，因而，通过这种策略，每个社会成员的尊严与幸福难以真正得到保障和实现。现在，人们抱怨“人情冷漠”，总说“活得很累”。这里的“冷”和“累”，折射出传统“熟人”策略的限度及负效应。 我认为，化解“陌生人”问题，需要大力提倡、着力培育和不断弘扬现代“公民”策略。所谓公民，是指具有一国国籍并根据该国法律规定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一个人获得“公民”身份，意味着人与人、人与社会（包括国家及各种社会组织团体等）之间的关系，突破了血缘、地域、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