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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创客”梦想之城 　　宋少鹏来自山东济南一个音乐家庭，父亲是职工文工团的负责人，他学习挺好，用高考成绩与根植于血液的安土重迁道别，1997年，他南下华南理工大学，学习无线电。算是一种平衡：无线电能传播父亲的音乐。 　　到2013年末，这种平衡达到了极致，这位坐办公室的技术工程师，打算研发出一台“前所未有”的好音箱，为自己提前到来的意义危机寻找出路。这是他纠结两年的结果，与同龄的许多高材生一样，彼时，他也在前东家―微软中国，坐到了比较舒服的位置：不打卡、有车有房、父母接到深圳、老婆孩子热炕头。 　　一颗生活舒适的螺丝钉，并不是他想要的。 　　他又开始一次次地踏足一个无比熟悉的地点，刚毕业时第一份工作的所在，一个几乎有“生长于斯”味道的地名：华强北。“那些年工作、吃饭、唱卡拉OK、踢球甚至买房子都在这一片，真的是太熟悉了”。 旧梦 　　华强北的过去毁谤参半，时至今日这里的象征意义已经大于实际作用。这是宋少鹏理解的华强北：超齐全的电子产品市场、超强的模仿能力、超快的速度、方便的下游产业基地。 　　“但在今天，并不是一切都要物理地围绕华强北，而这，就是华强北带来的”，宋是挽起裤脚站在创业田里的人，他清楚外界对深圳的过誉，他对实情的溯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真正的精神。 　　他的北京、上海的同侪，并非不能获得类似的资源，甚至在营销、融资上还略有优势。 　　“这是一个全球布局的时代了，我的技术顾问在挪威，品控在深圳，推广在北京，或者其他任何排列组合，都不是不可以”，他用一句话解释了“创客”的心态，当总理、董事长、学者、媒体都在说这个新词的时候，仿佛是一件遥远的舶来品，但所谓“maker”，就是去做。 　　往前推五年，当“山寨”被套在深圳头上的时候，一切已经发生了。深圳早早诞生了一种粗鄙但无穷无尽的模式：集体智慧。拆解一台机器、偷画一张图纸，每一个有名或无名、洗白或没有洗白的山寨企业都在向这座城市的“创意池”里灌注东西。山寨特别灵活，山寨的生命力也特别顽强。 　　当时，“公板”、“公模”的说法已经普及，然后是审美低劣但又灵活到可爱的“微创新”：超大的音量，超长的待机，特别定制的系统，可以变声并录音的软件。深圳的后街尾巷在电子硬件上的知名度和占有率高得惊人，曾有数据显示，四分之一的智能手机由深圳产出。 　　西方媒体彼时喜欢的隐喻有两个：富士康园区里逝去的年轻生命、搅动阿拉伯之春的手机亦大部分产自这里。 　　富士康几年后迁离了深圳，带走了30万产业工人，深圳却仍有新的名片留下，发展总算留下了些什么。 　　事实上，深圳的这些元素一体两面地早早践行着“开源”，连“创客”理论的提出者，美国《连线》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都在书中开篇讲到用阿里巴巴从深圳购买原材料的故事，一个来自中国的快递盒子成就了一种名正言顺。 立足深圳、享誉全球的大疆无人机，已经成为民用无人机领域的翘楚。来自深圳的创业者、工匠们和硅谷同侪在创意、品位上的差距快速缩小，他们有更为靠近生产的经验，他们也已经知道怎样展现自己。 新梦 　　宋少鹏的选择和今天的模式更为匹配，他和朋友首先制作出3D模型，之后辗转珠三角若干家木质音箱供应厂商，但太过概念化的想法和较少的产量，使得整个过程相当艰难。 　　他想做的是触感操控的极简wifi音箱，巧妙的想法引起了富士康的兴趣，巨头们正在试着为小而美转身，支付20万元的模具费用后，它就会帮你生产产品。 　　因为工艺需求，宋并没有和富士康合作，但也得到了投资人的注意，徐小平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天使投资，团队也在探索中找到了合适的厂商。 　　到这里，他终于可以在更为新鲜的平台引起更为重要的关注：众筹，上线美国的kickstarter，让感兴趣的网友以折扣价预付款支持生产。 　　这种墙外花先开、学会讲故事，也成为新故事的标准脚本。上线48小时内，宋少鹏的产品就被置顶在了设计类产品的首页，他设定的4万美元的目标，也很快实现。 　　来自深圳的创业者、工匠们已经逐渐告别了他们的前辈：华为、中兴那种风格，他们和硅谷同侪在创意、品位上的差距快速缩小，他们有更为靠近生产的经验，他们也已经知道怎样展现自己。他们来自深圳，却从不囹圄自己的视野，被称之为新的气质。 　　宋少鹏将其概括为：低调、做产品。 　　对于这一批的深圳创业者，他们看得到出头的例子―立足深圳、享誉全球的大疆无人机，已经成为民用无人机领域的翘楚。创始人汪滔，就是更为地道的“深圳第二代”，他更为勇敢地从华东师大退学，在香港追寻名师和自己的梦想。 　　他的导师、香港科技大学的李泽湘教授说：“不想创业的学生不是好学生”、“不想改变所在产业或研究领域的老师不是好老师”、“不想从根本改变所在地区经济及社会结构的大学不是好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