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淑芬――慧眼识砚.docVIP

张淑芬――慧眼识砚 　　“武士爱剑，文人爱砚。”在中国传统的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中，砚固然排在最末，但其文化含量和收藏价值却居领衔地位。 　　“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在性情浪漫的古代文人眼中，山水是诗画，自然即文章，而这都离不开案头一方静默的石砚，它是古人借以挥洒才情寄托忧乐的工具。如今，砚虽然从案头挪移到博古架上，但收藏者依旧不改对它的一片痴情。 　　对面的长者，是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张淑芬。在永安宾馆的咖啡厅里，记者与这位著名文博专家、杂项鉴定专家边品茶边赏砚。张淑芬娓娓而谈自己独特的文博经历和与鉴赏的不解之缘…… 　　自大宅门到故宫博物院 　　张淑芬出生在广东番禺，3岁那年随祖辈迁到北京，最初长时间住在北京的番禺会馆，直到成年后才和家人过着独门独院的生活。 　　出身于大户之家的张淑芬对古董、古玩的接触是从童年就开始了。她的祖父张维屏少时就有诗才，闻名乡里。嘉庆九年，张维屏中举人，道光二年成进士。此后，张维屏在湖北、江西任州县地方官，一度署理南康知府。为官清廉，终因厌倦官场的腐败，于道光十六年辞官归里。张维屏和黄培芳、谭敬昭等并称“粤东三子”，且与林伯桐、黄乔松、谭敬昭、梁佩兰、黄培芳、孔继勋被誉为“诗坛七子”。小时候，张淑芬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对古玩、女红很有兴趣，还特别喜欢去博物馆。接受采访时，她说：“家中先人是与林则徐同科的举人，是当年有名的诗人。鸦片战争时期，先辈和林则徐并肩战斗过。家庭传统深受‘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影响。从我的祖母到很多姑母，她们都是不裹小脚、不扎耳眼、上洋学堂的新一代女性。” 　　文房雅玩自古以来都是文人墨客孜孜以求的，张府到处是精致典雅的笔墨纸砚。每每用毕书写工具，长辈就会让小淑芬擦拭砚台。张淑芬常常为砚台外观的晶莹透亮、纹理的细腻清秀所吸引。 　　20世纪60年代，张淑芬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当时的冷门专业，进入文化部文化学院文物博物馆系学习，次年转入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大学共用6年的时间学习绘画、书法及文化史论课。毕业实习的时候，她还参加了广东一处东汉墓葬的发掘工作，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最早从事考古工作的女性之一。 　　“1966年8月家被抄了以后，大家族不复存在。我拿着一床薄被和一口破锅，开始独立生活。不久，我们毕业被分到张家口的部队去锻炼，一去就是5年3个月。那时对于自己的未来，完全不敢想，只能用‘心情非常压抑’来形容。”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张淑芬的志向，1973年回到北京的她最终还是进入了故宫博物院。 　　然而很快，职业生涯再次遭遇不幸。“文革”期间，故宫大门一闭就有5年之久，在许多地方名胜古迹惨遭破坏的时候，故宫得以幸免。“文革”使得故宫博物院的正常展出和研究工作几乎全部中断。张淑芬每天只能做一些文物档案的记录、抄写工作。 　　来到故宫之后，张淑芬最先进入到文物保管部。后来，她进入了陈列部，这是国宝级文物展出的地方。每换一次文物，她都记下资料，私下里自己揣摩学习。由于她对工作认真负责，不久又去从事“文房四宝”（文房清供）及竹、木、牙、角工艺类藏品的陈列和研究工作，这一干就是一辈子。“当年，市场并不看好‘文房四宝’，加上我是学美术出身的，一时心里还难过好一阵子。但是，我不停地告诉自己要争气，要作出成绩来。” 　　功能被“搁置”之外的文化 　　“古玩行按照收藏对象的不同，大致分为书画、陶瓷、玉器、铜器、家具、杂项几大类。当然，这只是一种分法。但不论怎么分，杂项都被放在最后，将其他类别不要的一股脑儿全收了进来。”张淑芬说，不过，这并不是杂项收藏的地位低，反过来，它说明了杂项的广博、丰富。 　　砚是文房大项，“四宝”之重。张淑芬说，砚台在古代差不多是最早被当作雅玩的文房用具，也是传统文人最珍视的文玩。 　　砚石雕刻制作不同于其他的工艺，每块石料材质各异，依此设计和雕刻出的作品，即便是图案大体相同，实际颜色、细节等也几乎“独一无二”，这就给了砚台极大的创作空间。张淑芬认为，当今砚文化的出路应该在传承上不失砚功能的形制，在继承传统工艺技法上少用机工、多用手工艺雕刻技法创新思路，题材内容为历史、文学、神话、故事等人文内涵丰富的主题，反对异造，要因材施艺，突出砚石的材质美感，为制砚艺术的重要追求。“雕刻要善于利用砚台材料和天然特性，材质、形状、色泽、纹理、石眼等都是创作的元素，甚至可以变废为宝，显瑜掩瑕，充分利用砚材本身特点给人的美感。”正因为砚的作用正转向品赏和收藏，所以就必然地要更加注意它的石质、雕工、铭刻、品相装饰、艺术构思等，把砚当成艺术摆玩和人文风景。张淑芳高兴地看到许多砚的创意推陈出新，将现代雕塑书画艺术融入传统的设计雕刻，提升了砚台的品质。当然，随着砚台实用性的市场价值不断衰退，人们对其艺术性、观赏性和收藏性也有了更高需求。 　　针对目前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