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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息革命时代的中华文明 ——经权思维、“和实力”与新的世界秩序 2013年05月02日13:14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3年4月下 　　摘要 21世纪是人类历史的大转折、大发展、大转型时期。在当今信息时代，时空观、价值观、军事观、语言观的变化预示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出现。我们应该有立足全球的眼光，以全人类的视野来建构新的世界文明，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观念是顺应世界多元化发展的新思路。要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享有其应有的地位，在增强经济、军事话语权的同时，必须增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实力”。 　　关键词 中华文明 和而不同 “和实力” 和合学 　　以“和”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 　　中华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永继弥新，因为它是一个海纳百川的体系。远古时代的炎黄文化是西戎、北狄、南越、东夷与中原文化的融合，是和而不同的文化集合体。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开放体系，比如先秦时代“百家争鸣”，存在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阴阳家等各学派的论辩。到了汉代，虽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当时的儒家思想把法家、名家、阴阳家(阴阳五行思想)等各家思想都吸收了进来。魏晋时期，儒学与道家学说、玄学相互融合，隋唐时期则融进了佛家文化，宋明理学又把儒释道和合起来。唐代曾提出儒释道三家兼容并蓄，合而为一，但没有成功，不过宋明理学做到了这一点。从伦理道德而言，儒释道三家确有矛盾冲突，比如佛教持一种出世的思想，是不拜皇帝、不考虑传宗接代的，儒家则认为佛文化无君无父，不忠不孝(儒家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但是宋明理学则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合佛老，因此宋明理学不仅是儒学发展的巅峰时期，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剥去了披在《五经》身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疏不破注的外衣，敢于疑经改经，六经注我。 　　到了近代，各种西方思想潮水般涌进中国，现代新儒家也把西方思想融合了进来，如冯友兰把“新实在论”的思想融合进来，胡适把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融合进来，牟宗三则把康德的思想融合进来，使中西文化得到融合会通。冯友兰在作《贞元之际六书》之一的《新理学》中，开宗明义地声称“我们是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牟宗三和熊十力则是接着陆王心学讲的。①现代新儒学的出现和当时中国所处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中国当时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机关头，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必须发扬中华文明的精神，以抗衡日本军国主义在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的侵略。冯友兰在《新理学·自序》中说：“去年中日战起，随学校南来，居于南岳，所见胜迹，多与哲学史有关者，怀昔圣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中心感发，不能自已……遂成此书。”②可以说，现代新儒家是基于抗日背景对中华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在信息革命时代，人类面临的危机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存在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世界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在探讨中国问题时必须具有全球的视野、人类的意识。亨廷顿认为，世界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世界的将是“文明的冲突”，未来世界的主要冲突将是由伊斯兰文明援手中华文明、威胁西方文明。③我们不认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因为他误读了中华文明，不懂中华文明“以和为贵”的思想原则，但是文明价值的危机还是存在的。除了文明的冲突和危机之外，与此同时，还存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的心灵等冲突，由此引发了生态危机、社会危机、道德危机、精神(信仰)危机。④中华文明的建构必须充分认识信息革命时代的冲突和危机，才能掌握时代精神，做出唯变所适的应对，提出创新理论思维。 信息革命给世界带来的大变化 　　21世纪是人类历史的大转折、大发展、大转型时期。从人类发展历史来看，人类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时代，现在进入了信息革命时代。这个时代尽管不是采取暴力的形式，但是它所引起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军事、生态、生活方式等全方位的变化的深刻度和影响力，超过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时期。我们可以看到，信息革命给人类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并渗透到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人们的生活方式、写作方法、交往(流)方法、购物方式、恋爱方式、思维方式，甚至偷盗诈骗的方式，等等。据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人数达到5.64亿，网络普及率升至42.1%，网络政治参与方式更加多样化、普及化、快速化，是政治民主化、言论自由化、人权保障化的标尺。信息引起人们在衣食住行用各个方面的变化，是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所不可想象的。概括而言，信息主要带来了四个方面的变化。 　　首先是时空观念的变化。工业革命时期，远隔千山万水的两个人见面需要坐火车、汽车、飞机，费时费力，现在却可以随时在网上见面和交流，时间和空间的差距完全被打破、被颠覆。世界的联系不仅越来越紧密，而且越来越快速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