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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行政法价值取向的生态化 　　胡建华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生态危机愈益加剧，我们正处于一个复杂多变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统行政法的价值取向在经济基础、政治思想基础及法理基础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缺陷。传统行政法价值取向必须进行变革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变革的出路在于实现行政法价值取向的生态化。 　　一、行政法价值取向生态化的时代背景 　　随着当代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全球性的生态形势急剧恶化，生态破坏，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物种灭绝等生态危机已成为笼罩在世界各国人们心头上的阴影，尤其是当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转化为沉重经济负担时，人们不得不自觉地对生态自然的行为，乃至价值观念做出反思。人类在解决生态危机的措施中，除加强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建设外，也加强了上层建筑的法制建设，在这个过程中生态危机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伴生问题，各种法律活动与环境保护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几乎所有的传统法律部门都包含与环境有关的规则，造成了环境法与其他法律部门法交叉重叠，难以划分的局面，有人称这种局面为法律的“生态化”。行政法价值取向的生态化，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具体说来，行政法价值取向的时代背景可以概述如下： 　　(一)环境时代的到来。由于生态危机的加剧，生态危机已经超出国界成为全球性生态危机，正如美国物理学家费·卡普拉在《转折点·科学·社会·兴起中的新文化》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当前的危机不只是个人的危机，不只是政府的危机，也不只是社会组织的危机，而是全球性的变迁。无论是作为个人，作为社会，作为一种文化，还是作为全球的生态系统，我们都正在达到一个转折点。”美国哲学家拉兹洛认为，我们的社会正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上，世界系统面临分叉，在这个分叉口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仍然“在文化上落后”。这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认识落后于客观条件造成的。“这种文化滞后现象对西方是这样：现在西方已经发展到后工业社会，但他们的价值观还停留在工业社会(即传统工业文明)，因而需要一次价值观的革命。”而正是这场价值观的革命必将把人类带向一种新的文明时代——环境文明时代。行政法价值取向的生态化正是适应环境时代到来的要求，对传统行政法价值取向进行修正;行政法价值取向进行修正，必将促进行政法在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可持续发展战略观的确立。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震惊世界的公害事件频发不断，生态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生态危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制约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直接因素时，人类开始认真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1980年3月5日，联合国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持续发展。”1983年4月，联合国成立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挪威首相希伦特兰夫人任主席。成员有在科学、教育、经济、社会及政治方面的22位代表，其中14人来自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马世俊教授。联合国要求该组织以“持续发展”为基本纲领，制订“全球的变革日程”。 1987年，该委员会把长达4年研究，经过充分论证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交给联合国大会，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模式。可持续发展观的核心思想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人类“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为了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与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可见，可持续发展战略，它注重自然界和生态环境，把人类与自然界二者并重，把环境生态质量及发展的可持续性作为衡量发展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考虑现在而且要充分考虑将来，不仅要考虑当代人的利益而且要考虑后代人的利益，不仅强调代内公平而且强调代际公平。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而被广泛接受，并逐步成为各国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战略。行政法价值取向的生态化，体现了生态主义的可持续发展法律思想及承认其他生命物种种群价值的可持续发展法律价值取向。 　　(三)经济的市场化与全球化的交融。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同时我国已经加入了WTO，逐步融入了国际经济体系。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提供了创新的机遇，但也使其面临新的挑战。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金分配不可能自发地照顾环境质量所代表的社会效益，而经济的全球化又要求我们必须提高环境意识，调整产业结构，提高技术水平，实行清洁生产，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对资源的消耗，只有这样才能适应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在国际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这就需要政府以“有形之手”加强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控制和调节，以克服自由经济“无形之手”所无法触及的个人权利的滥用和资源浪费之流弊，防止共有物悲剧的发生。行政法在这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行政法价值取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