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鲁郭茅巴老曹”之说是怎样产生的.docVIP

“鲁郭茅巴老曹”之说是怎样产生的？ 通行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科书，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尊为大师级的现代作家，通称为“鲁、郭、茅、巴、老、曹”。追溯这一命名历史，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确立思想文化秩序的努力。　　１９３６年秋，鲁迅的突然辞世，凸显了这根擎天之柱坍塌后中国左翼文坛的悬空状态。孙伏园一句话概括了人们当时的惊慌失措：“像散沙一般，正要团结起来；像瘫病一般，将要恢复过来；全民族被外力压迫得刚想振作，而我们的思想界和精神界的勇猛奋进的大将忽然撒手去了。”（孙伏园：《哭鲁迅》）　　在时间无尽的长河中，鲁迅之死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但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中，却包含和预示着必然性的内容：命名。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以来，在国民党政权的连续血腥镇压和疯狂迫害下，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十分不利的边缘。国民党政府试图从文化和军事两个方面剥夺和取消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但一向批判国民党思想政策的鲁迅，则无疑是蒋统区内实施上述文化企图的极大屏障。因为，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鲁迅不独是左翼文坛的领袖，还是广大进步青年心目中的“圣人”，是民族精神的中流砥柱。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去世当然就不只是中国左翼文坛的巨大损失，也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损失。所以，刚刚得知他辞世的消息，毛泽东就通过冯雪峰把自己列入治丧委员会的名单，延安等地举行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鲁迅周年忌日，延安又发起隆重的纪念大会，毛泽东亲自到场讲话，这个讲话，后来以《毛泽东论鲁迅》为题发表在１９３８年３月１日出版的《七月》杂志。（林志浩：《鲁迅传》）这一系列行动反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命名的热情和渴望，当然也反映了无名可“命”的焦虑。　　１９３８：武汉提名始末　　就在这个历史空档，郭沫若出现了。　　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７日，阔别１０年的他，从日本横滨乘“皇后号”客轮回到已陷入战火的中国。作为北伐战争以来的风云人物，郭沫若当年的流亡和今天的归来一样都不可能是个人行为，而要受制于国共两党力量的制衡。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归来”才成为上海、南京、武汉和广州等重镇的“号外”新闻。　　虽然在《洪波曲》中，郭沫若曾把他流亡生活的结束很潇洒地概括为“归去来”三个字，但事实上，自打他重新登上３０年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他的行动已经成为一个极富政治文化含意的象征性符号，包括他的去从，都由不得他自己了。　　国共两党都深深懂得这时借重郭沫若的重要性。１９３７年春，张群、何应钦忽然想起他与日本政界元老西园寺公望的关系可以利用，便敦促蒋介石取消对郭的“通缉令”。随后，由福建省主席陈公洽托郁达夫转告郭沫若，口气颇为急切，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不仅如此。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７日下午，当郭沫若乘坐的船刚刚停靠上海公和祥码头，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即受命前往迎接。虽然他当时借机“逃脱”，但随后的时日，即陷入与国民党上层“迎来送往”的“车轮大战”中：８月，赴昆山叩访陈诚、冯玉祥、薛岳和黄琪翔诸将领；９月下旬，在南京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希望我留在南京，希望我多多做些文章，要给我一个相当的职务”；见张群，并由他出面约见孙科、汪精卫、邵力子、陈铭枢等人……　　在国民党方面紧锣密鼓地拉拢郭沫若的同时，共产党方面也在积极与他接洽并做有关安排。潘汉年是在郭归国３天后才得知消息的，但他的动作却不算慢。据夏衍回忆，“沫若回到上海大约１０天后”，潘汉年向“我传达了恩来同志的口信，由于当时已经考虑到《新华日报》不可能很快出版，所以明确地决定，由上海‘文救’出一张报纸”，由郭沫若担当社长。另外，“我和阿英轮值，几乎每天都去看他一次，并把他的情况随时告诉汉年。”（夏衍：《懒寻旧梦录》）　　《郭沫若传》和《郭沫若自传》等书也为我们留下了郭由广州北迁武汉后与共产党要人之间频繁往来的非常翔实的记录，现抄录如下：１９３８年１月９日晚，刚到武汉就参加了周恩来、叶挺、王明、叶剑英、博古、邓颖超等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举行的欢迎会；２９日，收到周恩来“一起过年”的邀请函（《周恩来书信选》）；郭因不满国民党在第三厅安插特务，一甩手去了长沙。又是周恩来派正与他处于热恋之中的于立群前去接驾，郭在《郭沫若自传》中写道：“我禁不住心子急跳，同时我也看见立群的脸忽然涨得通红，把头埋下去了”；周恩来甚至还想到，“我在这两天将各事运用好后，再请你来就职，免使你来此重蹈难境。”不可谓不细心周到，关怀备至了。　　围绕郭沫若，国共双方之间进行的与其说是一场“礼遇之战”，还不如说是一场对“命名权”的争夺，而在这方面，后者似乎永远都更胜前者一筹。１９３８年夏，就在国民党非常笨拙地给了郭沫若一个偏低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职位的同时，共产党在内部突然宣布了一个令人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