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监禁刑的弊端与社区刑罚的价值.docVIP

关于传统监禁刑弊端的讨论 自2002年上海、北京开始试点以来，社区矫正已经在中国取得长足发展。社区矫正本身建立在对监禁刑弊端的批判之上，但监禁刑的弊端是否真的如此严重，以至于必须得用社区刑罚取代监禁刑，还是说改革监禁刑，使其成为与社区刑罚并重的刑罚种类？回顾并分析监禁刑弊端的批评，将有助于廓清这一本源性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此处着重讨论的是传统监禁刑的弊端，而不是监禁刑的弊端。包括监禁刑在内的任何刑罚方法或刑罚执行制度，都是社会存在的必要的恶，只要是恶，就必然存在相当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着重探讨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监禁刑的弊端，因为监禁刑本身可能因为其执行内容和执行方法的变化，而在内部有很大的差异。 一、关于监禁刑矫正犯罪人效果的争论 （一）对监禁刑矫正效果的怀疑 不论报应论和一般预防论以及剥夺犯罪能力论如何批判，我们永远不可能将犯罪人当作渣滓从社会中清除——这不仅是侵犯人的基本尊严，也不符合功利对于最大幸福的追求，我们也不可能只管对犯罪进行惩罚而不顾犯罪人的具体情况和潜在对社会的人身危险性，因此我们必须选择——不仅要惩罚，更要矫正犯罪人。 但是迄今为止，监禁对于矫正犯罪人有效果吗？首先，国内外学界对于矫正的效果的怀疑正在扩大，他们认为累犯的上升和犯罪率的增长证明监狱对于矫正犯罪人没有什么积极意义。我们当然可以对这些理由予以反驳，犯罪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且主要是社会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累犯率和一般犯罪率的上升都不足以证明监狱没有成功矫正犯罪人——一个矫正成功的犯罪人是不是就永远像圣人一样抵抗得住各种犯罪的诱惑？但是另一个方面，我们也很难明确的证明监狱对于矫正犯罪人有什么明显的效果：累犯率低同样不能充要的证明犯罪人已经被完全矫正为正常人了——他不选择犯罪完全可能是因为没有合适的环境；同时我们如何才能知道监狱改造中表现良好的犯罪人就是矫正效果好的表现呢？②因此监狱的矫正效果是一个难以证伪也难以证明为真的难题，既然是这样，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去选择开辟一个新的或许更有矫正效果的刑罚执行方式呢？ 部分学者还指出监禁刑不仅不能矫正犯罪人，反而可能使得犯罪人变得更坏：（1）犯罪教唆作用。“监狱是社会上最危险的地方，是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库。在这里集中了一大批邪恶、堕落、危险的犯罪人。每一个进入监狱执行监禁刑的犯罪人，都有可能受到监狱中其他犯罪人的影响，大部分这样的影响都是消极的。”有人认为监狱就是“犯罪人”的学校。（2）心理损害作用，具体说来，又包括：A、过度拥挤导致的心理损害作用，监狱中过度拥挤导致犯罪人生理、心理健康都受到损害；B、挫折诱发的心理伤害，犯罪人体验到监狱带来的挫折情绪，自信心、自尊心、自我评价大大降低；C、孤独引发的心理损害，引发罪犯形成孤僻、冷漠、恐慌等不良情绪；D、消极互动的损害，监狱中的犯罪人之间充满了猜疑、告密、侵犯等种种活动导致罪犯形成奸诈、欺骗或者软弱等不良心理。（3）不良适应的损害。监狱生活使得犯罪人对正常生活的社会适应性降低，形成“监狱亚文化”、“暴力亚文化”并进而溶入这些亚文化，导致出狱人容易再次走上犯罪道路。 （二）对怀疑监禁刑矫正效果的回应 上述观点对监禁刑的批评是比较典型的，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是否说明监禁刑本身，尤其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监禁刑必然就使得犯罪人变得更坏，而且其缺陷就不能通过改革来尽量降低，从而最终提高监狱对犯罪人的改善与矫正效能呢？答案是肯定的，笔者将如下角度给予说明：（1）“监狱是社会上最危险的地方，是一个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药库。在这里集中了一大批邪恶、堕落、危险的犯罪人。每一个进入监狱执行监禁刑的犯罪人，都有可能受到监狱中其他犯罪人的影响，大部分这样的影响都是消极的。”这样的监狱情况描述不符合我国监狱的现状，而更可能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20世纪某些最黑暗监狱的夸张性描述。监狱并不一定是“社会上最危险的地方”，尽管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时不时爆发服刑犯罪人哗变的事件，但是我国监狱还基本上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监狱中也并没有出现经常把犯罪人打死、打伤这些恶劣的案件。犯罪人也并不是一大批“邪恶、堕落、危险”的人，犯罪人也是人，也具有人类的情感，这种夸张的文学性的对犯罪人道德状况的描述是不符合现实情况的。犯罪的种类繁多，实施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犯罪的犯罪人在监狱中并不是绝对多数，而且即使是暴力犯罪人，也并非全是“穷凶极恶”、“毫无廉耻”的人，基于激情、基于错误认识、基于义愤等产生的暴力犯罪人完全可能是一个善良的人。（2）由于监狱特殊的环境以及犯罪人的特殊身份，犯罪人之间不可避免地可能会产生某些不同程度的消极互动，但是不能将这种消极互动夸大为是“大部分的”、“主要的”互动。目前在中国尚无这方面的实证材料，也许学者引用的外国学者关于外国监狱的材料是真实的，但是那很难说是中国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