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形成合作关系的条件及合作类型的选择.docVIP

人类形成合作关系的条件及合作类型的选择 ——兼论组织形成的条件 张旭昆 内容提要：大群体中的合作关系必须以利己主导型经济人为出发点来加以说明。大群体中出现合作的首要条件是净交往惠利大于零。第二个条件是信息和知识完全，即各方要有共同知识。第三个条件是存在着抑止人们背离合作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的各种机制。人类合作关系有两种基本类型：交易型合作和组织型合作。可以从经济人假设出发，运用交往惠利交往成本等概念分析人们选择何种合作类型的条件及组织形成的条件。 关键词： 合作 组织 交往成本 管理成本 臣服成本 反抗成本 交往惠利 一 人类形成合作关系的条件 人们在什么条件下才会建立合作关系（包括两种形式的合作）？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可以诉诸人的公益心、群集心理、天生的合作倾向等等。在分析人们产生合作关系的条件时，需要指出小群体合作与大群体合作所依存的条件是有一定差异的。这就是利他主义往往对小群体合作起作用（1）而对大群体合作无效。何以如此？按照有限理性广义经济人假设，人是有同情心或利他倾向的。但同情心也是一种稀缺资源，需要有效配置。富有同情心的个人总希望能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但由于有限理性，即有限知识（本文把信息定义为增加知识存量的新知识流量），人们只能对小群体中的成员有更多知识，了解其中谁最需要帮助，因此在小群体中人们更容易出于同情或利他而形成合作关系。而在大群体中人们往往不清楚谁更需要帮助，更何况大群体中时常有人利用知识的不对称来骗取别人的同情，这更引起人们在大群体中施放同情心的谨慎。因此大群体中的合作关系不太可能以利他主义同情心为基础，必须以利己主导型经济人为出发点来加以说明。 当然小群体合作与大群体合作也是有联系的，人类的合作是从小群体开始的，合作进化的长期特征是合作半径不断扩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大群体合作是小群体合作的简单延伸，两者所依存的行为动机是不同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一些新制度经济学家往往认为大群体中两人随机相遇将导致交易型合作关系，只是商业欺诈性质的机会主义行为会妨碍交易的持续进行。于是如何制止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就成为分析研究的重点。以新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2）为例，他描绘了制止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的机制的自然演化过程，就是从交易双方由重复交易形成的规范，到随机交易所引起第三方私人治理，再到政府监控。按照他的描绘，政府作为一个凌驾于商业社会之上的机构是商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的产物（3）。他所描绘的这个自然演化过程，作为一个分析市场治理机制演化的逻辑过程，是可以认可的；但如果把它当作是历史的真实过程，就很成问题了。 以资源的稀缺性为前提，两个陌生男人（A 、B）随机相遇，在没有任何行为制约时，每人都可能有以下行为选择：杀掉对方独享资源（c），征服对方为己所用（d），臣服于对方维持自己的生存（e），谈判协商互通有无（f），抑止自己的欲望（其极端就是自杀）来满足对方的需求，卽采取利他主义行为（g）（4）。 显然，在假定经济人是利己主导型时，g行为是可以被排除在外的；这时，在个人的生产活动不产生剩余的条件下，c行为将是最佳选择。而在有剩余的条件下，d，e和f三种行为谁为最佳，就要依存于其它条件，取决于收益——成本情况。不能先验地认为一定是f行为。 如果A强采取d行为而B弱采取e行为，就建立了一个等级制的组织，实行组织型合作。A的成本是征服过程中的一次性征服成本和征服后的管理成本，收益是B生产的剩余，只要成本小于收益，A就倾向采取d行为；B的成本是臣服成本，收益是避免了因反抗而被杀害的机会成本，只要成本小于收益，B就倾向采取e行为。 如果A 、B强弱相当，同时又各有专长，起码是存在比较优势，那么双方都可能采取f行为，实行交易型合作。双方采取f行为的成本就是交易成本，收益则是由于交易所促成的分工所带来的利益。只有在双方都采取f行为的情况下，才会出现为了遏制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产生的市场治理机制的自然演化过程。 如果A 、B虽有强弱之分，但受到制约无法持强凌弱，也会出现交易型合作和为了遏制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产生的市场治理机制的自然演化过程。 由于有限理性，A 、B不可能在事先通过比较组织型合作和交易型合作的收益现值，然后再选择其中之一，而是往往依据历史传统进行选择。由于人类早期社会主要是家庭和部落这类等级制组织，所以杀害和征服成为早期不同人群相遇时的主要结果。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经济制度中，奴隶制当中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关系肯定是奴役与臣服的关系；典型封建社会中农奴与封建主的关系是支配与臣服的关系，中央集权的农业社会中农民与地主的关系在农民不可能自由选择向哪个地主租地时，也是支配与臣服的关系。这些关系的共同特征是其中一方可以把自己的意图强加给对方，因此与市场经济（尤其是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中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