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概况文艺理论研究综述..doc

研究概况文艺理论研究综述 马相武 “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问题的提出，始于王晓明等发表在《上海文学》1993年第6期的《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危机》一文。认为文学的危际实际上暴露了中国人人文精神的危机。当代文学生死存亡的关键，就在于能否走出这种人文精神的困境。在《钟山》1993年第6期上，陈晓明、张颐武、戴锦华、朱伟等在“新‘十批判书”’的专栏下，发表了与上文观点近似的意见，提出文化的最后溃败已经到来。最早反驳的是王朔、吴滨、杨争光等作家的对话体文章《选择的自由与文学现状和人文精神》。这篇发表在《上海文学》1994年第2期的文章认为目前是在艺术追求上最见个性化的时期。在1994年和1995年这两年中，人文精神的讨论一直持续着。在这两年中，文艺界更加关注市场经济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开始较多地讨论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的关系问题。直接原因还是计划经济进一步向市场经济转化，体制改革的逐渐深人，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讨论者对精神文明现状的评估出现了忧虑和乐观两种不同意见，对这种精神文明现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也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把“道德滑坡”、“人文精神的失落”、“理想精神的丧失”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市场经济和商品化大潮，认为“与市场经济体制伴生的唯利是图的风习，更加助长了人们精神上的普遍沦丧”，经济的发展以道德的崩溃为代价；另一种观点认为道德滑坡确实存在，但根源在于“过去长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结果”，“我们谈论的很多丑恶现象，是旧的世纪遗留下来的东西还在发生影响”。还有一种观点从根本上、前提上质疑这个问题：我们有过人文精神吗?“一个未曾拥有过的东西，怎么可能失落呢?我们可以或者也许应该寻找人文精神，探讨人文精神，努力争取源于欧洲的人文精神与中国的文化传统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结出中国式的人文精神之果，却不大可能哀叹人文精神的‘失落’。”“计划经济的悲剧恰恰在于它的伪人文精神。”“与其说是市场经济使私欲膨胀，不如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私欲更加公开化。”也有人怀疑担忧呼唤来的会是怎样的人文精神：“有些人呼唤人文精神，实际上是要重建社会，可能还是一种陈腐的道德。这有可能又成为威胁人、窒息人的一种武器，如果是这样的人文精神，那我们可以永远不要。”还有人对“人文精神”这种话语本身进行“后现代”式的解构，认为它不过是一种“最后的神话”，它不是与人们共同探索今天，而是充满了斥责和教训的贵族式的优越性。它恐惧目前文化的复杂与多元，而以专横的霸权姿态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威。在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学艺术现状进行评价时，同样存在着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文学表现出一种总体性的危机”，“文学在内外两方面都表现出从来未有过的危机”；人文精神的失落造成了“作家审美想象力的贫弱和读者审美鉴赏力的退化”；作家在“自我放逐”，“放弃了自己的责任”，“媚俗”、“自娱”，“开玩笑，耍嘴皮，轻飘飘，脂粉气，使人麻木”；“写作的重心从‘内容’移向‘形式’，从故事、主题和意义移向叙述、结构和技巧”，文学在从“应该帮助人强化和发展对生活的感应能力”这个立场上后退；面对世风日下的社会状况，“文学界中的许多人，不是愤怒、拒绝、批判，反抗，而是认同、叫好、称颂、投降，”“有一股调侃神圣、亵渎崇高的潮流，文学自身的神圣性庄严性也被消解”，在这些人的观念中，作家是“写字匠”，文学只是“玩”物，是消闲解闷的材料。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小说创作的艺术水平、文字水乎，可能是历史上最好的一个阶段，个人的水准和整体的水准都相当不错，尤其是女作家的创作恐怕更是高于其他时期的，象蒋韵、林白等，艺术上造诣都很高。包括当前的散文创作，也都高于过去的水平。可以说，中青年作家的艺术功力都比较好。”这种观点的持有者，相应又认为中国古代、现代文学的成就很低，中国当代文学又只是在1985年文学多样化后，才有较大发展。还有一种论者提出文学界出现“调侃人生”、“亵渎崇高”的作者有其合理性：“他们是太痛恨那种伪道德伪崇高伪姿态了，他们继承了中国文人的某种佯狂的传统，故意用糟踏自己、糟踏文学的方法一一这样比较安全——来说出皇帝的新衣的真相，难道他们的小说里没有道出小人物的辛酸和不平之气?难道痞子就没有可以同情与需要理解之处吗?对待痞子一笔抹杀，难道不也是太缺乏人文精神太专制也太教条了吗?”“应该允许各种作家存在。鲁迅很伟大，但如果都是鲁迅，不是太沉重了吗?”总的来说，这场旷日持久、范围广泛、戏剧场面迭出的讨论还是达到一定学术水平的。但更重要的是完全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知识界的心态和人文学术的处境。首先要充分肯定和赞赏这种学术意义上的“真实性”。特别是理论批评界的活跃青年旗帜鲜明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交锋对手有同辈也有前辈，从而给这场大讨论带来了一种生气和激越的基调。有时虽不那么“费厄泼赖”，却也无伤大稚。青年理论家批评家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