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发展.docVIP

因为选编《20世纪中国散文经典》一书,又重新考虑了有关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一些问题。对此,我原在《文学评论》已写过《世纪之交:对“散文”发展的回顾与思考》(见1997年2期)一文;现在旧题重作,感到还是有些未说的“新话”值得一说。 一 我想依据个人的浅显理解,结合中国现代散文演进的大体情况,作一如下演绎: (1)1901—1917年的世纪初期,那时还以儒家文化为“正统”,但这一时期,人心思“变”,新思潮如春雷滚动,旧势力似大厦将倾。特别是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报章“新文体”影响一时!这期间由于“传统文化”仍是主流,故是谓“正”。 (2)1917—1927年,是“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又称“五四文学”,是现代散文的发轫期。叙事、抒情、议论等不同写法,劲健、含蓄、讽刺等不同流派的散文,都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和展示。其中,鲁迅是文坛泰斗,在杂文、回忆散文(《朝花夕拾》)、散文诗(《野草》)等多方面都堪称大师,而周作人心不旁骛、钟情小品,在随笔写作上高人一筹:周氏二兄弟双峰并峙,二水分流,是当时文界的最大亮点;其他还有冰心、朱自清等“文学研究会”诸家散文;郁达夫、郭沫若等“创造社”诸家散文;“语丝”派(如孙伏园、孙福熙等)及“现代评论”派(如徐志摩、陈西滢等)诸家散文等,诚可谓群星璀灿。 (3)1927—1937年,是“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也称“左翼文学”,是现代散文的收获和转折期。1934年“小品年”的走红及稍后《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集》(周作人编了“一集”、郁达夫编了“二集”)的问世,标志了它基础的奠定和成果的丰硕。鲁迅和“鲁迅风”杂文(如瞿秋白、唐弢、聂绀弩等)领袖文坛;林语堂等的幽默闲适小品热闹一时;“京派”诸家(何其芳、沈从文等)以及“开明”同人(丰子恺、叶圣陶、夏丐尊等)的散文,也争奇斗妍、格调各异。但此间文坛“左”的倾向,不仅给当时也给后来带来了深重影响。 (4)1937—1949年,是现代文学的第三个十年,也称“抗战文学”或“延安文学”。这一时期,“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工农兵文学”,的确开了文学的新生面!客观、向外的通讯、报导等叙事文体,发展顺利;而主观、向内的抒情文体——诗歌与散文,则受到了当时总体氛围的严重抑制。尽管如此,上一时期就很活跃的茅盾、巴金、李广田等又有新作,陆蠡、丽尼和萧红、张爱玲等新秀也写出了一些很有新意的作品。上述四个时段除第一时段为“正”外,其余三个时段都为“反”:反封建(正统),反传统(文化)。事情看得很清楚:整个20世纪,都可以说是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世纪。自“文学革命”后,各文体文学的创作(包括散文),均采取了“反”传统的文化态势!特别是它对“汉字”落后、“文言”反动(“文学革命”最基本的观念就是“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①,而“文言文”即为“死文字”;“国语运动者”甚至连“汉字”也视为“死文字”)的偏激认识,和要扫荡“桐城谬种”(散)、“选学妖孽”(骈)的过激口号,现在看来肯定是有问题、不妥当的。这种偏执,当然会给创作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但作为一个“运动”的总体评价,“五四”作为一次空前的“文化革命”,肯定有它“绝对化”、“形而上”的地方;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时代局限,“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以“启蒙”、“救国”的空前热忱和“民主”、“科学”的现代精神作为双翼,第一次全面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伟大进程,推着中国文学往前走!这无论如何都功不可没!历史的这一页,已然翻过。我们既不能用今天的认识去翻过去的案;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去对它进行认真的历史反思! 二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②里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以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个人”的发现和活生生的“自我”进入散文作品,成为文章的主角——这的确是破天荒的一个崭新现象!郁氏还把古代文章和现代散文做了鲜明对比,认为过去的文章由于有“尊君、卫道、孝亲”这三大“厚柱”或“硬壳”的桎梏,其“心”都是死的;而只有到了现代散文里,“心”和“人”才“活”了起来,从而为它带来了全新的生机和面貌。另一位散文大家、散文理论家周作人,则用心良苦地把现代散文称为“言志派”散文,以和传统的“载道派”文章明显地界划开来。“诗言志”③中的“志”,是中国文论里一个十分古老的概念。何谓“志”?古人云:“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可见它包括感情、意愿、思想等,是一个感性和理性浑然一体的东西。周作人倡“言志”,意在对抗儒家所鼓吹的“载道”——封建的道统、文统。虽然,这用意不错,但不少人也指出了“志”本也是一种“道”,二者界限很难厘清。所以,他的这种倡导最终也未见成功,当然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