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doc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 索德浩（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一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及相关问题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产生时间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研究者们注意到一个考古学文化中常常含有不同文化因素，已经在使用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了，如施昕更对良渚文化的研究、梁思永对龙山文化的分析都包含有文化因素分析内容，但是此时对文化因素的分析处于一种自觉的状态，限于考古资料的匮乏，考古学文化面貌模糊，所以在当时对考古学文化进行很系统的文化因素分析是不现实的。以后很多学者都用到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如苏秉崎、严文明等，但最终成为考古学的一门方法论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以俞伟超和李伯谦对其进行总结为形成标志。俞伟超在楚文化研究会第三次年会上提出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概念，并结合楚文化的研究，进行了说明；李伯谦对吴城文化、晋文化等研究都用到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后又专门撰文总结。后应用日多，渐成考古学的基本方法之一。后来一些研究者对文化因素分析方法进行了修补、完善或是提出一些问题，促进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进一步发展。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顾名思义就是分析考古学文化构成因素，是考古学文化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它以类型学研究为前提，其方法论的核心是比较研究，即对于考古学文化内部的遗存（遗址、遗迹甚至是某类器物）进行详细分解的基础上同其他文化进行比较，以了解考古学文化或是某个考古遗存的文化因素构成情况，对于文化性质的确定、发展演变、源流的考证、文化之间的交流、文化区系类型及其中心区的确定等都有重要的作用，近来再辅以科技手段，更是提高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科学性，对于中国考古学深入研究和迅速发展作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文化因素分析方法成立的科学依据是随着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渐认识到没有绝对封闭的考古学文化，一个考古学文化或多或少要受到周围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考古学文化背后的人们共同体之间的联系只会越来越多，考古学文化面貌也会越来越复杂，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研究面貌复杂的考古学文化上有着独特作用。 近来研究者所倡导的“比较考古学”实际上也属于文化因素分析方法的范畴。比较研究方法在文史研究中应用已久，李学勤将其应用的考古学研究中并根据自己的研究体会提出了“比较考古学”概念。此种研究方法是建立在文化传播的基础上，李先生将比较研究总结成五个层次：中原地区各文化比较研究；中原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比较比较；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诸文化的比较；古代文明之间的比较。最后进一步认为“比较研究还可以从更广义的方面理解。不同文化的类似因素可供对照比较，同一文化的不同因素也可以供参照研究。” 笔者将“比较考古学”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两种方法的概念、操作方法、研究对象、适用范围、研究目的相比较之后发现，二者非常相似，其核心均为比较研究，研究对象为考古遗存。最大的区别在于李先生所倡导的比较考古偏重于直观的、经验性的内容，其方法还不是很系统，远不如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体系完善，毕竟“比较考古学”刚刚提出；在应用范围上，文化因素方法应用很广，而比较考古学多应用于文化传播和交流；从概念来看，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内涵较大些，而比较考古学较窄。所以从本质上来讲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完全可以包括比较考古学，比较考古学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在考古学研究中的自觉应用。 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尚在完善之中，难免会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文化因素分析方法能否算是一门独立的考古学方法论？李伯谦先生认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和地层学、标型学一样，是考古学基本方法之一”；而俞伟超先生认为“这种方法本是考古学类型学的一部分内容，并已体现在许多的考古类型学分析的实践之中”；《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也认为是属于考古类型学体系，归在考古类型学章节中。笔者倾向于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作为一门单独的方法论。所谓考古类型学，是通过对考古遗存的形态对比以探求其变化规律、逻辑发展序列和相互关系，是受到生物学分类启发而产生的，19世纪晚期在欧洲已经比较成熟。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和考古类型学的关系比较密切，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的分期、遗存比较、器物演变都需要用到类型学研究，但是不能因此就把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归为考古类型学的研究，这样会使类型学方法论范畴无限的膨胀，而其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以及其他新出现与类型学有关的考古学方法都限制在类型学的范畴内，将会影响新理论、新方法的发展空间，因为几乎任何考古学研究几乎都要用到考古类型学，类型学和地层学是考学两大基本方法之一，地层学获取考古资料，类型学对考古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几乎所有的考古学研究基本上都是要建立在这两个方法论的基础之上，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也是一样，它的研究也是建立在类型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类型学产生较早，而文化因素分析方法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