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国家行政标准体系.docVIP

建立国家行政标准体系 从形式主义到官僚主义发展至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是少数的腐化官员行为一步步失去规范的过程。此外也有许多官员，自身力戒贪腐，不甘平庸追求政绩，但仍然不能摆脱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羁绊和掣肘，难以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当前中央领导以身作则严整作风，亲自每人一省深入实际，但下面的许多人依然还在形式主义里面转圈圈，这里面应该有许多人是消极不作为的，但可能也有很多，虽然知道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害处，却不知道该如何作为或作为不力。真正做到如同焦裕禄、孔繁森那样的好干部只有少数部分。那些已经腐化变质的官僚不必说了，对于那些还在形式主义里面迷茫的，却要具体分析，这里有他们自身能力的不足问题，也有体制的缺陷。相比中共处在革命战争年代里舍生忘死的革命精神占主流的党风政风，现在的差距在哪里呢？ 诚然，对于党来说，革命和建设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任务，在革命年代，战场上你死我活，领导者一旦犯了形式主义或官僚主义错误，稍有疏忽便会立竿见影付出流血牺牲的沉重代价，这样的现实也逼迫各级领导们要主动自觉的对自己职务范围之内的工作负责，无法逃避责任。而在和平建设时期，这样的压力就很小产生后果也不明显，即使有许多干部敷衍塞责也经常出不了大问题，问题和风险往往被隐藏和积累。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更是屡见不鲜，以致风气形成，若是有些干部走务实的路线，反而要面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风气所带来的重重困难，在执行过程中一个只会走过场和搞形式的庸碌的官僚班子更是会让领导者的决策效果大打折扣，让务实者决策本身的风险成倍增加。如此一来，干实事面临太高的风险，而拉关系走上层路线搞形式主义获得升迁反而风险很低，任由这样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发展下去，其结局必然是弄虚作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甚至走到群众的对立面上去。 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时期不同的条件下，党的执政作风不容易直接对比，但都处在战争时期，都处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的国共两党的作风却有可比性。从理论上说，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所创立的国民党的革命宗旨，三民主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代表中国先进革命理念的，但是，一个党光有先进理念和纲领是不行的，同样重要的是要有把这种纲领贯彻下去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度等措施的力量。而国民党所缺乏的，也正是这样能把自己的政治纲领贯彻到底的基本力量。以至于即使到了生死存亡紧要关头，整个国民党的体系都不能摆脱恶劣的官僚作风给他们队伍的战斗力带来的致命破坏。而与此相对的，共产党贯彻自己革命纲领力量源泉的关键则是有一个马列主义和中国现实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具体说来，作为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毛泽东思想，其本身已经蕴含了制度的要素。比如最有代表性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从顶层到最底层的普通战士都得到了执行，这样的组织纪律性是建立在制度被充分贯彻的基础之上的，这充分体现了制度的权威性。然而，这也只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方面。作为制度，它本身的性质是静态的，同时制度也具备多元化的、多功能的特征。象法律、纪律这样的制度要素体现了制度本身对事物的限制和禁止功能，这就能让制度体现为笼子的作用，可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此外制度还可以发挥对以往社会发展成果的积累巩固功能，能够作为接下来前进的基石和出发点，为社会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另外，制度还可以发挥对以后前进方向和路径的指引和规范功能，在积累前人智慧经验的基础上，让后来者视野开阔登高望远站在制度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充分共享前人经验从而减少无价值的低层次的重复劳动，为现代社会化大生产模式打开了大门。这样就可以象大禹治水一样对官员的行为进行疏导而不只是对违法乱纪者的堵，这样就可以让官员化处处被动的问责为时时掌握主动的进取，让制度发挥催人上进的力量。这样就可以让制度避免如同“朝廷纲纪”那样终有礼崩乐坏的一天。我们通过对制度的性质和功能的分析，再来比较就会发现，指导中国革命胜利的毛泽东思想之所以会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功，正是因为毛泽东思想充分发挥了制度的权威以及制度的指引规范功能，让制度仿佛有无数的化身，让无数为人民革命事业献身的英雄们都站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巨人的肩膀上。在毛泽东思想体系中，不仅有体现为钢铁般约束力的党的组织纪律，另外还有许多对战争现实的战略战术的分析指导，这样的指导来自对革命实践的总结和提炼，是全体官兵在实践中智慧和经验的结晶，是对战争中实际遇到的问题的分门别类的具体分析，然后再根据不同的实际情况给出不同对策的指导，比如游击战的十六字方针，简易明了，让上至统帅下至初级的指挥员乃至普通战士都能遵守并且学习掌握运用，这让各级指挥员有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坚实的平台来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就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中制度内涵的实践性、指导性、规范性的特征。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用这样的思想武器武装起来的政党才能真正代表工人阶级，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