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迪厄的社会学文化与权力读书笔记.docVIP

【阅读?思考】 网络一代的习性问题 布尔迪厄分析说，个人的行为动力或者说是原因可以用“习性”来解释。我们在作出一个行为之前其实是有倾向性的，这种倾向不是单纯由我们的意志或是社会的规则所控制，而是被一种内化了的早期社会经验和预期所左右，这种经验和预期往往跟我们所处的阶层所认为的“合理”“有效”等判断有关。由此，我们的行为不断地再生产和帮助维持不公平的社会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布尔迪厄在分析“内化”这一过程时，假定了它会完美顺利地发生。然而，认知心理学和传播学的研究都表明，个体与群体经常误解与其同等的人的情感、思想与行为。——在网络时代，这种情况更容易发生。 网络时代的我们接触到各种间接的社会经验和价值经验，我们甚至无法判断哪些是对应于自己所属的阶层特点的。 那些谈得来的朋友们，已经不像过去一样，是与你拥有相同家庭背景和个人教育背景的人。拿我自己举例子，我从初中开始接触网络，也接触了一些非主流文化（正处于叛逆期），这一直影响了我后来的交友状态，乃至价值观和人生观。后来在大学被证明，我的这些选择已经与同我所属相同社会阶层的人相去甚远。用布尔迪厄逻辑来说，我所属的社会阶层对我的趣味和文化习性产生影响很小。 这个例子应该可以说明“内化”过程没有顺利起作用，不过庆幸的是，这些早该被我认知的东西，还可以在我大学之后重新学习。事实上，现在的我确实明白我所属的阶层认同怎样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 既然“内化”阶段可以借助外力来弥补，那么也能顺利形成所谓的“身体化倾向”吗？我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毕竟无意识的接受与有意识的理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情况，后者如果不被行为者认同，就永远不会对他的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 那么，这是否能说明网络时代打破了原有的习性生成机制，从而避免布尔迪厄所说的不公平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呢？这样真的能够改变社会结构吗？——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回到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问题关键在于习性所带来的倾向性。失去“内化”阶段的人此时有两条路可以选择，第一是走上一条他明知道不符合他所属的阶层理性预期的道路，第二是他勉强自己回到“正途”。这两种选择其实结果都不会很好。对于前者来说，他已经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或者说是不充足的信心；对后者来说，他需要否定他以前的认知甚至放弃他以前的趣味和文化倾向…… 所以基本来说，我对习性发展被“扭曲”的网络一代人抱有同情心。 不过，这里也有一点点积极方面。那就是，他们因为很少与自己所属阶层的社群打交道，所以在早期他们不知道应该要“内化”哪些阶层经验，而他们能够接触到的最直接的、最真实的社会经验就是教育。这样一来，教育作为符号权力实施的主要机构，便失去了本应该具备文化习性的教育对象，因此它所传递和灌输的知识就有可能不被倾向性地接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再生产不公平社会阶层的功能。 【阅读?转述】 处于布尔迪厄社会学研究核心的问题是，为什么各种形式的社会不公平没有遭到抵制而持续存在着？答案——文化掩盖了社会权力。为了进一步解释，需要先理解布尔迪厄提出的几个概念或者说是关键理论点，它们支撑着整个理论体系。 有用的核心概念 “习性” 布尔迪厄用习性来解释个体与行为之间的关系——既非唯意志的，也非结构主义的，他认为个体不是简单的结构承受者和被动执行者，其主观能动性也不能超越社会客观结构的制约。第一，习性具有将社会客观规则内在化的功能；第二，它又能够生成具体实践行为。它先将早期的社会化经验内化为一种主导倾向，这种倾向引导个体在行为时，“不假思索地服从秩序”。因此它是一个无意识的过程，是身体化的。 “场域” 如果将习性比喻为一种驱动力，那么场域就是它作用的背景结构；如果说习性能够通指所有行为的动力，用不着分类，那么相反，场域却可以。布尔迪厄认为，现代社会不是浑然一体的，而是由许多的“小系统”组成，每一个都是一个场域。在很大程度上，场域通过自己的内在机制加以构建，具有相对于外在的自主性，其中的要素因为彼此之间的关系获得自己的特点，他们在场域中为了控制有价值的资源而互相争夺。 值得注意的是，场域和场域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因为要素由他们的位置和关系所定义，是动态变化的。所以总体来说，场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但有自己的逻辑，而且也遵从整个社会的逻辑和制约影响。 “资本” 个人和群体总是凭借着物质的、文化的、社会的各种资源来维持和改进自己的社会地位，这些有价值的资源一旦变成争夺的对象，就成为了权力资本。布尔迪厄主要谈论四种类型：经济资本（货币与财富）、文化资本（教育文凭制度等）、社会资本（熟人与关系网络）、符号资本（合法性），这些资本之间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通过资本积累和投资而得到转化，以维护和强化社会秩序。 “阶级” 布尔迪厄“把社会阶级界定为具有相似的生存状况与相应的倾向系统的个体的任何一种组合，这种倾向反过来又产生相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