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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问卷设计：编写问题 问卷是联系抽象理论与可观察的经验现象之间的一座桥梁，问卷设计也就是要设计这么一个工具，我们可以用这个工具来收集能有效测量抽象概念，并检验理论命题或假设的经验资料。因此，可以这样说，问卷设计的前提是理论预设或研究假设；问卷设计的过程就是操作化；问卷设计的结果是可在经验世界中观察到的一系列指标或问题（题目）。在这一讲，我们首先简要地介绍理论问题和操作化，然后较详细地介绍问卷设计中编写问题的技巧或要注意的事项。 一、明确要研究的理论问题 在问卷设计前，我们要明确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是什么，或者说，我们的研究假设是什么。下面以几个研究例子加以说明。 1、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研究是社会学研究核心领域之一。在当前中国社会，社会分层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阶级问题，二是不平等及其原因和后果。从阶级问题来看，社会分层涉及如下问题：阶级概念是否一定包含剥削？如果包含剥削，又怎样评价改革开放以后的阶级分化？各级干部参加生产资料的管理和经营，并因此获得经济利益，是否表明他们参与了剥削？从不平等问题来看，又涉及这样几个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不平等的增长态势是否过大？不平等的迅速提高是否由非常态所致？不平等的直接后果是否会导致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 如果仅仅按照上述问题去设计问卷，其调查就往往落入问题导向的研究。为提高提高调查研究的学术性、理论性，我们应力求将对中国现实分层问题的思考与社会学理论的一些普适性关怀结合起来，培育和发展研究的理论导向。在阶级问题上，现代社会学理论存在三种明确的阶级观点，即新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观点，新韦伯主义的权威观点，布迪厄的惯习（habitus）观点。新马克思主义的剥削观强调，在阶级划分时应该注重产权的确定和测量。在中国本土化的调查研究中，这主要体现在个人经济身份的分类上：雇主、雇员、自雇。 新韦伯主义的权威观强调劳动力的控制权，即工作场域中的管理概念。但在中国大陆必须同时注意管理权的性质区分，因为党政经社等管理权具有不同的权力基础和意义。布迪厄的惯习观则强调，人们的文化品位（taste）和生活风格（life style）也是阶级分野的基础。赖特（Wright）将工作技能(skill）作为惯习的指标，在中国，工作技能可以从职业分类中得到比较确定的信息。 另外，在不平等问题上，西方社会学近二十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的研究，其讨论的焦点是：伴随市场的发育与发展，是否存在相应的社会分化机制？具体地说，再分配的权力主导机制是否将让位于以人力资本为主导的机制，进而造成人力资本升值和权力贬值的后果？将不平等问题的现实考虑和分层机制变迁的学术思考相结合，可设计诸如收入、财富、权力、职位、人力资本等客观指标，以及设计对不平等现象和社会分层结果的主观指标。 2、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一个与社会分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念。在中国研究社会流动问题，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地区差异，特别是城乡差异，使地区之间的流动成为地位获得的手段，但是地区间的流动受到户籍身份制度的制约；二是社会地位流动的机会不平等问题：当人们开始受教育时，家庭背景差异使这种机会的分布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不平等；人际社会网络的差异在人们的就业机会、职位升迁中也加入了不公平的成分。这些关于社会流动的中国现实考虑与社会学者的学术理论关怀几乎不谋而合。 相关研究的具体策略是将两个既有的理论模型中国化（本土化）。第一个模型是由布劳和邓肯(Blau and Duncan,1967)首先提出的地位获得模型。他们用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子女地位获得的先赋性条件的解释变量，将个人教育水平作为后天获得性条件的解释变量，将个人职业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结果变量。这个模型的总体思想是：如果社会地位的获得更多地由先赋性条件所决定，而不是以获得性的教育地位所决定的话，那么社会流动体系就是僵硬而封闭的。相反，如果社会地位的获得由获得性的教育水平决定，其解释程度大大重于先赋性解释的话，则社会流动体系是开放的，即人们可以通过个人努力获得相应的社会经济地位。 这一模型的中国化可从如下四方面考虑（边燕杰）：在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上应考虑“单位地位”的概念；在获得性社会地位指标上，除了教育以外，还应考虑政治团体的变量（如党员身份）；在社会地位流动中应考虑社会网络的机制；还可考虑增加地区、户籍的结构制约变量。 第二个模型是由魏昂德(Walder,1995)提出的职位升迁模型。他探讨了职位升迁过程中出现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机制的相对作用问题。在地位获得模型中，布劳和邓肯所关心的获得性机制是普遍主义的资源，即教育。魏昂德认为，用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国家，人们的职位升迁并不能完全由普遍主义的教育程度来解释，相反，共产主义国家体制要求升迁的人必须具有政治忠诚，而政治忠诚是一种特殊主义资源。中国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