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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现象学精神——《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一辑代序 　　我们在这里探寻现象学精神。 　　但“现象学是什么？”——这已是一个我在十多年的学、教生涯中自问和被问了无数遍的问题。除非你压根不想反思，不想问个究竟，否则，你时常会觉得最熟悉的东西反倒是最陌生的，譬如哲学之于哲学家，数学之于数学家；再如每个人的自我之于每个人。 　　然而问题总得回答，无论答案现下能否清楚。现象学，尤其是胡塞尔的现象学一向以反思能力见长，自然对自身的反思更是无可回避。但我在这里所探寻的不是现象学本身，而是现象学精神。因为现象学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而多义的概念。它可以是指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也可以是指舍勒的本体现象学，也可以是指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在现象学的标题下甚至还包含着感知现象学、想象现象学、现象学自我学、交互主体现象学、生活世界现象学、社会现象学、宗教现象学以及其他等等具体学科，甚至包括现象学经济学和现象学建筑学。而我在这里并没有对各种意义上的现象学进行专门研究的意向。任何具体现象学的分析内涵和直观结果在这里都应当——用一个现象学的术语来说——“被加上括号”，“被排斥”在我们的视域之外，惟有那些贯穿在所有这些学说和学科之中，从而使它们得以成为现象学的东西，才作为它们共同拥有的形式财富留存下来。我们的目光关注于它。——这可以算是对现象学的一个主要方法，即对“现象学还原法”的一个通俗的、然而并不庸俗的运用。 　　狭义上的现象学，亦即胡塞尔的现象学与20世纪同龄。它随胡塞尔1900－1901年《逻辑研究》的发表而问世。而现象学精神之形成，则是在若干年之后，具体地说是在1913年，德国尼迈耶出版社在这一年出版了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的创刊号，它很快便成为当时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刊物。尽管这份刊物在1930年代便因二次大战的迫近而告结束，但在82年后已接近世纪末的今天，只要我们对林林总总的世界哲学文献略做回顾便可看到，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刊物无疑当数《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在这份杂志上发表的最重要的著作有胡塞尔本人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形式和先验的逻辑》和《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舍勒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质料伦理学》和《同情的本质与形式》、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等。它们如今已成为公认的现代哲学经典。20世纪西方哲学最重要的哲学思潮“现象学运动”正是通过《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而得以滥觞，所谓“现象学精神”也正是通过这份刊物而得以体现。它的确像胡塞尔所期待的那样，没有成为“各种含混、猎奇之随想的嬉戏地”，而是成为“严肃、科学之研究的工作场所”[1] 　　这里所说的现象学精神，无疑是指那种将现象学运动各成员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胡塞尔将它称之为一种“思维态度”；舍勒将它称之为一种“观点”（观看之点——编者注），海德格尔将它称为一种“趋向”或“路标”，梅洛－庞谛将它称之为一种“风格”。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的出版预告以及创刊号的卷首上，这种精神曾得到过具体的文字体现：“将各个编者联合在一起并且甚至在所有未来的合作者那里都应当成为前设的东西，不应是一个学 院系统，而毋宁说是一个共同的信念：只有通过向直观的原本源泉以及在此源泉中汲取的本质洞察的回复，哲学的伟大传统才能根据概念和问题而得到运用，只有通过这一途径，概念才能得到直观的澄清，问题才能在直观的基础上得到新的提出，尔后也才能得到原则上的解决。”[2]胡塞尔，尤其是以后的海德格尔也将这种精神概括为“面对实事本身！”这一现象学的座右铭。它很快成为现象学运动的各成员的共识。如汉娜·阿伦特（H.Arendt）所言：“胡塞尔和他的‘面对实事本身’的号召……首先是为舍勒，稍后又为海德格尔提供了某种依据。这里的共同之处在于——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他们能够‘在一个被传授的对象和一个被思考的对象之间’做出区分，并且，对他们来说，被传授的对象是无关紧要的。”[3]这种排斥任何中介而直接把握实事本身的要求无疑是现象学精神的一个重要内涵，无论这个中介是来自权威，还是源于习性。作为一种思维态度，它使现象学能够有别于哲学史上任何一个其他的哲学流派和思潮。 　　也许我们在思想史上可以找到与现象学精神相类似的态度，例如在马丁·路德（M.Luther）那里：他所提出的排除教会中介，直接面对上帝本身的主张与现象学排除传统和权威的中介，直接面对实事本身的座右铭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从历史上看，在马丁·路德之后有近五百个新的新教流派产生。马丁·路德很快便成为历史。但任何人都不会怀疑，新教的精神至今仍在。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如今也像哲学史上的其他学说一样，或多或少地被看作是一个已被超越的学说，在他之后形成的各种现象学流派已不计其数。而这也恰恰表明现象学的精神至今还能够在社会思想生活中产生着活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