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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胡适的抗战思想的转变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程曼 10级历史学 摘要：九一八事变后，胡适的对日态度一直唱“低调”，反对立即对日作战，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来缓和局面。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胡适虽然知道战争不可避免，但仍然坚持“大战之前要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到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打算出面调解中日战争的时候，远在美国进行国民外交的胡适却连电政府，反对求和，明确提出 “苦撑待变”。胡适抗战思想是着眼于国内国际局势的实际判断而变化的，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其抗战思想由外交求和彻底转变到苦撑待变则是在淞沪会战打响近一个月后，即在1937年9月8日胡适动身前去美国进行国民外交时便已认定“和比战难”。 关键词：胡适；抗战；外交求和；苦撑待变 余英时先生对胡适抗战思想的论述 胡适的抗战思想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所转变是学术界各位研究他的前辈们所公认的，不过何时转变不同学者依据不同的资料有着不同的看法。余英时先生所著的《重寻胡适历程》一书依据联经出版公司重新编校的《胡适日记全集》来重新认识胡适的生平与思想。书的首篇文章便是“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在谈到胡适出使美国那段时期（1937~1946），余英时先生论述了《日记》中所见胡适从主和到主战的变迁。余英时先生认为“胡适在抗战前六年中虽以‘和”为主调，但也没有天真到战争可以避免的地步，并且他的‘和’是建立在‘我们现在不能打’的基础上面”。可见余先生是抱着一种很理解的心态来看待胡适的和。他甚至认为“我们决不能根据后来的挡，甚至胡适自己的话，断定他在抗战之前的六年中仅知有‘和’之一字，直到1937年8月以后（即‘八一三’之后）才转变到“和比战难”的观点。至晚从1935年7月始，他已经逐渐修正他的看法了。”余先生依据的是1935年6月27日夜胡适写给王世杰的一封长信，信中如是说道：“但我们必须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得稀烂而敌人也打得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可以促进那不易发动的世界二次大战。”这几句话概括起来便是“苦撑待变”，早在1935年便能预测到几年后的战争走势，我们不得不佩服胡适的深远眼光。余先生以其敏锐的感觉和细腻的心思推测出胡适至晚在1935年便已萌生“和比战难”的思想，或许在证据上还有些不够充足的地方，在论述上也可能有断章取义的嫌疑，但确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待胡适抗战思想的转变。我个人觉得这个转变经历了一个缓慢的过程，并且始终伴随着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或许胡适在很早以前便逐渐意识到战争不可避免，但是他主观上仍是希望和平能够出现，哪怕是机会渺茫也不会放弃实现和平的努力，直到沉重的现实打破他最后的和平希望，他才彻底的抛弃了求和主张，坚定苦撑待变的信念！这一矛盾的思想和彻底的转变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到1937年9月8日动身赴美开展国民外交这两个月的日记中有着明显的体现。应该说八一三淞沪会战打响后近一个月的惨烈激战让他认清了现实，决意跟随蒋介石破釜沉舟！ 从胡适日记看其抗战思想的转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胡适及其所在的低调俱乐部（当然用胡适自己的话来说那是南京之青年智囊团）仍然坚持先前的主和态度，企图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华北危急。此对策绝非后来毁谤者所说的卖国求和那么简单，而是有着深刻的考虑的。华北向来是29军军长宋哲元的天下，他对蒋介石、对日本、对救亡都具有两面性，蒋介石无法完全控制华北局势，甚至宋哲元随时都有可能勾结日本，趁机脱离南京政权，宣告华北独立，制造第二个伪满洲国！所以处理华北问题决不可不谨慎，并且日军在卢沟桥挑起事端后并没有立即掀起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而是等到7月26日宋哲元决心抗日后才开始袭击廊坊等地，这也给南京的很多人以错觉认为日本人的目标仅仅是在华北。所以胡适在在7月25日的日记中写道：“要研究关于华北的一切外交文件，就使不能发表，亦应印成密件，使政府当局知道他们（文件）的实在文字与意义。”可以说此时企图通过有底线外交求和还是有些道理的。而且7月16日庐山会议开始后蒋介石也宣称“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也就是说“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那么卢沟桥事变是不是所谓的“最后关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很明显在中日之间还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战争时谁也不能妄下结论，而且日本国内政府与军部对于侵华方针还有着很大的分歧。中国当然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来延缓这个“最后关头”的到来，且从地理上考虑这个“最后关头”发生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