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香港文学分解.ppt

金庸小说中又有着包括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典章文物、历史掌故、医卜星相、渔樵耕读、人文地理、山川史话佛道儒学、秘笈剑经、气功脉道、武功招式、江湖黑话、行帮切口、中外历史、门派渊源等在内的文化大百科式的描绘，组成一个极有民族审美意蕴的“古典”中国。金庸小说有着厚重而活泼的文化感，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欣赏价值。故有人把金庸的武侠小说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称为“金学”。 1988年，文学史家章培恒在《书材》11期发表《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一文，指出，金庸小说的思想与艺术均高于当时被视为代表了中国当代历史小说最高成就的《李自成》，前者“假中见真”，人物性格真实而有感染力量，后者“真中见假”，导致读者的幻灭感。 章培恒这一论述的价值在于将金庸武侠小说同姚雪垠历史小说这两种创作年代时差不大的作品进行了比较，凸现了金庸小说对于中国文学的价值。 刘再复《金庸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5期）： 金庸的出现表明，50年代的香港文学，不仅容纳了（无法在中国内地存身而飘落至香港的）五四新文学的一些传统，更容纳了曾被看作新文学对立面的另一个文学大传统，那就是保留中国文学传统形式但也富有新质的“本土文学”传统，称之为“本土文学”传统，是相对于新文学以启蒙意识、外来文学形式、欧化白话文为其核心因素而言，金庸的武侠小说就属于这一文学传统。 60年代达到创作颠峰状态的金庸小说，在一个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无孔不入的时代保持了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民族语文被严重侵蚀的境遇中创造了不失现代韵味而又深具中国气派、风味的白话文，正是金庸对“本土文学”传统的丰富和发展。 金庸小说以一贯之的语言努力也呈现出中国文人的民间情怀。“五四”后的新体白话文即便在被倡导“大众化”时，也往往只是中上层知识圈子或政治集团对社会大众的“入侵”，而并非社会大众本身的承认。金庸的语言努力直接孕蓄于香港社会都市性和乡土性的结合中，其乡土性 主要是指“下层性”、“市井性”。金庸的语言继承了从张恨水、刘云若那个传统下来的自然、流畅，更多地吸收了民间社会清新的语言活力，去掉了各种各样的“腔”，既无欧化腔，又无启蒙腔，也注意去掉了市井的荒杂性，在优美而传生活之神中沟通了雅俗。 梁羽生 梁羽生是香港新武侠小说的开派人物。梁羽生本名陈文统，1926年生于广西蒙山，受父辈影响他很小便学会了写诗填词。1949年，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是年9月，在香港《大公报》任编辑。梁羽生写武侠小说出于一件偶发之事。1952年，港澳因一件比武之事闹得满城风雨，报社老总灵机一动，便约他写武侠小说，他当晚便构思《龙虎斗京华》，次日便以”梁羽生“笔名推出，在报上连载。 这部小说不同于评话式的旧武侠小说，而是注意到气氛的渲染和场景的烘托，人物性格与心理活动有精细的描画，且对作品所述史实及山川景物的绘写均作了认真的考证，令旧武侠小说读者耳目一新，故而大受欢迎。由此便一发不可收，在以后的三十年间共写了三十余部武侠小说，有新派武侠小说开山祖之称。其代表作有《白发魔女传》、《七剑下天山》、《萍踪侠影》等，不少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 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颇具特色。 他的作品大都依据史实而写，也参考一些野史，在收集、研究史料上舍得花功夫，这就比那些时代背景只略作点缀、与情节和人物性格缺乏联系的旧武侠小说高出一等。 在塑造侠士形象时，梁羽生注重表现一种忧国忧民、深明大义的崇高思想境界，小说中的侠客间争斗，不像旧武侠小说那样只是门派之争，而往往是正义与邪恶之间的较量。以《七剑下天山》为例，小说中的凌未风和刘郁芳是一对心心相印的爱侣，但在民族危难之际，他们毅然割舍了个人的恋情，投身于挽救国家命运的民族圣战之中。梁羽生的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显见有着道德教化的意图。 　　布局合理，线索清晰，善于设置悬念，是梁羽生小说在结构、情节安排方面的特色。梁羽生擅长写诗填词，在作品中每每穿插一些旧体诗，这也为他的武侠小说添了不少风采。梁羽生的小说有时用佛教中的善恶报应观念处理人物命运，造成小说人物结局的简单化和模式化，此乃一大不足。 科幻小说 香港科幻小说水平不一，有高低雅俗之别，有的胡编滥造，一味以荒诞离奇的幻想取悦读者，甚至任意掺入暴力、色情内容；有的以传播科学知识为主，缺乏丰富的艺术想象力。倪匡堪称香港科幻小说创作之大家，他的作品有较为严谨的构思，布局诡异，想象奇特，情节紧张，可读性高，拥有大量港台和东南亚的读者。 倪匡 原名倪亦明，祖籍浙江镇海。1935年出生于上海，1951年进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继而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公安干警，并先后参加治淮工程、在内蒙古兴建农场等工作，1957年来港定居。来香港后，倪匡先后当过染厂杂工，《真报》杂役、见习记者、记者、主笔。一步步辛勤耕耘，倪匡终于成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