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研究的理论与意义.docVIP

都市研究的理论与意义 对于都市研究的日趋重视，显然是世界范围内加速度推进的都市化进程的直接后果。都市化，按照《布莱克威尔社会学词典》的定义，是指在以非农业性为特征的社区（即城市）人口集中的过程，在这些城市中，生产主要是围绕服务和商品而设置的。都市化进程最早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开始，这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和劳动分工变化的必然产物，当时农业生产已经能够提供超出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的粮食和其他食物，这就使得人口中的一部分人能从事其他非农业劳动的工作。但是在4000多年的人类历史中，城市发展速度和数量增长都一直非常缓慢，这种格局直到18世纪末叶英国工业革命开始后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工业革命使得都市化的浪潮几乎触及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市化以一种爆炸性现象呈现了出来。据估计，1800年，世界人口中只有3%的人生活在城市；1900年，上升到14%，到1975年，上升到41%；预计到2025年将有60%的人生活在城市。除了都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以外，都市化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中所产生的作用也越来越巨大，因为空间及都市社区资源都可以用来产生利润。[1] 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19至20世纪的社会学理论开创者虽然都没有预见到这种惊人的都市化发展速度，但他们依然将西方文明的本质看成是都市文明，认为正是在西方都市中产生了政党与政治家、产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产生了西方艺术史上所有独特的现象、孕育了近代文明的承担者--市民阶级与市民社会。马克思、恩格斯从城市现象入手探索城市的本质，认为城市既是资本主义罪恶最生动的体现，又是社会进步力量最充分发展的空间。与马克思相反，韦伯关注的是现象而不是本质，是部分而不是整体，但他同样认为城市的核心问题是它的经济和社会组织。换句话说，首先城市就是一个市场，城市可以通过已经建成的市场体系而得到了解，其次城市必须被理解为部分自治机构，部分政治自治是城市的一个关键标准。涂尔干既反对从现象透视本质的研究路径，也拒绝对局部现实进行概念抽象的必要性，而强调必须以观察作为认识城市的基础，他认为城市对于某种社会力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就是说，城市造成了刺激社会分工的社会集中，这有助于打破传统道德纽带，同时涂尔干也观察到了现代城市中这些力量的反常发展。齐美尔则富有创造力地将都市看成是货币经济的根据地，他认为都市生活既提供也阻碍了个人创造性的实现，在都市中个人虽然变得孤独、冷漠，却也因而增加并发挥了自治自主能力，并提升了个人自由与发展自我意志的机会。都市一方面提供了广泛的社会舞台，使个人人格有了许多不同层面的成长空间，但另一方面都市又强调效率、理性与自我利益，这不仅淡化了人际交往的亲密性，而且将所有人格和品质都化约成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值多少钱？，齐美尔还提出了四种在都市里特征性明显的、相互关联的文化形式：1.理智性强，都市居住者用理智而非感情来处理日常或工作事物；2.精于计算，都市居住者对于自己的行动要权衡利弊得失，考虑再三；3.厌倦享乐；4.人情淡漠，都市居住者大多躲藏在自我保护的幕墙后面，很少显露感情或直接向他人表达思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淡漠疏远。[2] 彼得·桑德斯在《社会理论与都市问题》一书中，一方面高度强调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对于都市社会学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又批评了他们著作中的方法论原则，以及这些原则在分析都市问题时所造成的结果。桑德斯认为，大多数关于城市的研究，都把理论资源上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起来的芝加哥学派，而偏离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都市社会学创始者所聚焦的核心问题。在桑德斯看来，对此负有主要责任的是，首先是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人本身的研究工作，这不是因为他们的著作很少论及城市，而是因为：所有这些理论创始者的中心内容都不外乎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政治内涵，城市的迅速生长以及由此带来的都市问题。但是，从他们的著作来看，马克思、韦伯、涂尔干都认为没有必要建立一种专门的都市理论来加以解释，相比之下，关于社会关系变化根源的理论显得更有必要。他们谈论城市，只不过取以下两种方式之一：第一，城市固然是西欧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转变的历史进程中值得注意和分析的重要对象，但它的重要意义仅仅体现在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而已，无论是古代城市还是现代城市都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分析；第二，城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来说，是其重要的环境条件而不是动因。[3] 桑德斯关于都市研究的起点不应该仅仅上溯到芝加哥学派、而应该回归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的理论起点的看法，无疑是具有洞见性的，但是，桑德斯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值得商榷的：他认定在马克思、韦伯、涂尔干著作中不存在关于资本主义社会都市生活的理论基础。其实，马克思不仅仅单纯关注城市本身，而是把城市看成资本主义最清晰地表现自身的空间。这正是马克思超越一般都市社会学的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