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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税收法律主义原则 　　一 所谓税收法律主义原则，又称为税收法定主义原则或税收法定性原则，是指税收的征收和缴纳必须基于法律的规定进行，没有法律依据，国家就不能征税、任何人就不得被要求纳税。任何税收行为必须具备法律依据，税收立法与执法只能在法律的授权下进行，税务机关不能在找不到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征收税款。在此，应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法律仅限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不包括行政法规；对税收法律的解释应该从严，不得扩大解释，不得类推适用。 税收法律主义原则最早产生于英国。1215年英国“大宪章”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对国王征税权的限制，从1629年的“请愿书”到1689年国会制定“权利法案”，规定国王不经国会同意而任意征税是非法的，只有国会通过法律才能规定向人民征税，这才正式确立了近代意义上的税收法定主义。税收法定主义和罪刑法定主义，二者构成近代国家保障人民权利的两大手段，税收法定主义是保障人民财产、罪刑法定主义是保障人民人身。 我国古代税收立法虽然规定了课征的比例，但有法不依、法外征收的现象普遍。从历代成文法规定的法定税率来看，名义税收负担虽大多并未超过人民的承受能力，历代学者也大多主张轻税，但历代封建王朝军事开支以及大兴土木、挥霍浪费方面的开支不断扩张，靠正税无法满足财政需要，往往入不敷出，施行苛征暴敛和巧立名目法外加征、预征就成为普遍现象，尤其是各王朝的中晚期。法外征收的发展往往使税收立法流于形式，征税随意性很大，官吏斟酌使用权力的机会多，于正税之外虚估增收，上行下效，往往不可收拾，导致聚敛过度，超过人民承受能力，破坏了社会再生产。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停滞不前的一大原因。 詹姆斯。斯图亚特在1767年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一书中归纳的三项税收原则，第一项就是税收法定原则。赋税课征的基本条件是须经立法机关的同意或法律程序的认可①。 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支配税法全部内容的基本原则，可归纳为‘税收法律主义’和‘税收公平主义’两项。这两项基本原则，都是对近代以前的国家税制模式的否认，它们具有相互密切的联系，而确立于近代国家之中。前者（税收法律主义）是有关课税权行使方式的原则，后者（税收公平主义）是关于税收负担分配的原理。”② 现代各国纷纷把税收法律主义作为宪法原则加以规定。例如，美国宪法第1条就规定征税的法律必须由众议院提出，就是说， 只有众议院提出并通过了法律后，政府才能向人民征税。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征税必须以法律规定”。日本宪法第84条规定“征收新税或改变现行税收，必须以法律定之”，等等。这些规定都表现了税收法定主义原则。 税收法律主义在历史的沿革中，以保护国民、防止掌握行政权的国王任意课税为目的。那么，在现代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它除了具有使国家取得的财政收入固定化的作用外，还有何种机能呢？可以认为，它的机能的另外一个方面在于使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保障下具有稳定性和预测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税收在现代社会关系到国民经济生活的各个侧面，人们如果不考虑自己因税法而产生的纳税义务，则任何重要的决策均无法作出。在许多经济交易中，税收问题是应当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由此可见，因何种事实或行为产生何种纳税义务，应事先在法律中明文规定。所以，税收法律主义不只是简单地对其历史沿革和宪法思想史上所包含意义的沿袭，在当代复杂的经济社会中，还必须赋予它可保障对各种经济交易和事实的税收效果予以充分的稳定性和预测可能性的职能作用。 　　二 具体而言，税收法律主义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课税要素法定主义 它是模拟刑法上罪刑法定主义而形成的原则，它的含义是课税要素的全部内容及征税的程序等都必须由法律规定。课税要素是指纳税主体（纳税人）、纳税客体（征税对象）、税率、纳税环节、纳税期限、加征税与减免税、违章处理等税法要素。只有将这些要素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纳税义务方告成立。每种税的课税要素都必须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下来，不得由行政机关或领导自行规定。课税要素如未在法律中明确规定，而任意由政府行政机关自行确定，即给予了政府机关和个人以自由裁决权，这就容易导致“人治”而不是“法治”。 早在古希腊时期，也有过法治和人治的争论，但与我国不同，在西方法治思想意识占了上风，并且通过典籍和其它传媒流传后世。古代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认为，通过法律进行统治是最好的统治，法律是没有感情的智慧，它具有一种为“人治”所做不到的公正特点。他认为，“人治”中的“人”，即使是聪明睿智的，也会因其有感情而产生不公道，致使政治败坏，通过法律进行的治理可避免这种缺陷。③ 　课税要素法定主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税收法律与行政法规的关系问题。依课税要素法定主义的要求，凡无法律根据而仅以行政法规确定的新课税要素是无效的，这是根据法律保留原则而确定的。另外，任何违反法律规定的行政法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