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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不能治国 　　二○○三年三月，美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曼昆被任命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恰巧在这时我开始翻译他的《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曼昆无疑是优秀的。但优秀的经济学家能是好的政策制定者吗？经济学家作为学者和作为决策者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角色。曼昆对这一点是有所认识的。他说：“当经济学家努力去解释世界时，他们是科学家。当经济学家想要改善世界时，他们是政策顾问。”在翻译这本书时，我一直在怀疑他能否完成这种角色转换，进而又动摇了我曾经深信过的一个观点——专家治国论。 　　引起我对曼昆治国能力怀疑的是他在《经济学原理》第三版中新增加的一个案例研究“应该有人体器官市场吗？” 　　这个案例研究根据了《波士顿环球报》(Ｔｈｅ Ｂｏｓｔｏｎ Ｇｌｏｂｅ)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一位母亲的爱挽救了两条生命》。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位名叫苏珊·斯蒂芬(ＳｕＳａｎ Ｓｔｅｐｈｅｎｓ)的母亲，愿为她患肾炎的儿子捐出一个肾。但这位母亲的肾与儿子不配匹，于是医生提出一个建议：苏珊把她的肾捐给其他人，作为交换，医生把她儿子排在等换肾者的第一位。结果苏珊的儿子和另一位患者都换上了肾，康复出院。 　　这篇文章原来的意思是说明母爱之伟大的。曼昆对这件事做出了经济学解释。他问道，既然人们都称赞苏珊的这种行为，如果苏珊用自己的一个肾换取他儿子免费上医学院(作为学费)，或者为他儿子用肾换一辆凌志汽车，是否也应受到称赞呢？因自己的肾为儿子换得治病、上医学院和豪华汽车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伟大的母爱。而且，现行的法律禁止人体器官与现金的交易(即价格上限为零)，但并不限制捐赠自己的器官。无论苏珊用她的肾为儿子换什么，只要没有现金作为媒介就不犯法。 　　曼昆接着分析道，正常人有两个肾，实际只有一个在工作，另一个属于闲置资源(不知医学专家是否这样认为)，而有一些人由于换不到肾而死去(在美国等待换一个肾平均要三年半，每年约有六千人由于换不到肾而死去)。如果允许人体器官与其他资源或物品一样自由交易，岂不是双方的收益都增加吗——卖肾者得到了货币收入，仍然可用一个肾健康地活着，买肾者获得新生。而且，他认为这也是公正的——有两个肾的人带着一个无用的肾走来走去，而患肾炎的人由于无肾而死去才是不公正。由此，曼昆证明了，允许人体器官的市场存在，允许人们自由买卖各种器官，既有效率又公正，是自由贸易有利于双方的证明。 　　这种分析和结论从经济学逻辑来看，的确是无懈可击。但这种做法能行得通吗？这里涉及到伦理与法律问题。从伦理的角度看，为了挽救别人的生命而捐献自己的器官是高尚的利他主义行为，但为获利而出卖器官则是绝大多数人不能接受的——苏珊捐出肾挽救自己儿子的生命值得称道，如果她用肾去换取儿子的学费或凌志汽车，就会受到指责。这两种行为的差别在于对待生命的态度。为救人而捐出肾是对生命的尊重，为物质利益而卖肾是对生命的亵渎。出卖自己的器官不为社会道德所容，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从社会达成共识的伦理观来看，人体器官的交易是行不通的。 　　从法律的角度看，人体器官的自由交易也很难实现。在原则上，可以说人体器官的交易是自由的，但能避免强迫交易，甚至偷取、走私人体器官吗？在不允许人体器官交易的现在，报刊上仍不断披露出从穷国向富国走私人体器官之事，如果这种交易合法了，有专门从事这种交易的跨国公司，谁敢想像，会有什么后果呢？涉及到人的生命，什么叫自愿交易恐怕在法律上很难界定，更谈不上执法了。其实从经济或社会的角度看许多有利的事之所以难以实现就是因为法律上的困难。安乐死是一件好事，为什么至今在全世界(除了荷兰)仍无法实现？这就在于界定自愿的困难性和其他相应的法律问题。 　　如果真的允许人体器官自由交易，卖方一定是穷人，买方则是富人。有哪一个富人肯把自己无用的另一个肾卖掉(包括曼昆自己在内)？又有哪一个穷人能高价买得起肾？此外，卖了肾或其他器官又引起其他疾病，岂不成为社会负担？正因为这许多问题，即使在荷兰这样最开放的国家，也没有人体器官的交易。 　　经济学家在解释世界时应该是客观的，即摆脱价值判断(或者说不讲道德)。作为严肃的学者，经济学家应该这样，不能用感情代替事实和分析。但这种客观分析得出的结论，如果不考虑社会伦理道德等价值判断，有时就毫无意义。这种经济学理论，说说是可以的，如果真的运用了就会后患无穷。人体器官自由交易就是这样的事。经济学家强调客观性的书生作风让我怀疑他们的治国能力。这正是我读了曼昆这个案例研究之后怀疑他治国能力的原因。如果他当了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真的提出人体器官交易的政策，会有什么结果呢？靠这些不考虑价值判断的结论能治国吗？治国与清谈是不同的。所以，我不敢苟同经济学“经邦济世”这种话。从经济学理论到经邦济世之间有一个巨大的鸿沟，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