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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言法语评析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唐律疏议》 1）出自《唐律疏议》 P170 2）译文：道德和礼法是政治教化的根本，刑罚是政治教化的手段，两者就好像早晨和黄昏，春天和秋天一样互相需要而不可缺少。 3）评价：这是唐代的立法思想之一，也是唐代的立法指导原则。它强调了封建伦理道德在立法上的作用。在唐太宗看来，德礼为治国之本，刑罚为治世之用，二者关系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以礼为内容，以法为形式，融礼、法为一体，相互为用。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先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礼记·礼运篇》 1）选自春秋时代孔子的弟子子游所怍的《礼记·礼运篇》，里面描述了“大同社会”的社会景象。P19 2）译文： 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是人们所共有的，把有贤德、有才能的人选出来（给大家办事），（人人）讲求诚信，崇尚和睦。所以人们不单奉养自己的父母，不单抚育自己的子女，要使老年人能终其天年，中年人能为社会效力，幼童能顺利地成长，使老而无妻的人、老而无夫的人、幼年丧父的孩子、老而无子的人、残疾人和有病的人都能得到供养。 3）评价：此句体现出我国法律产生早期的形式——氏族习惯。氏族习惯产生在原始社会公有制基础上。所以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调整私有财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内容的习惯。此句虽然掺杂了儒家理性成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关系和风俗。 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 《尚书·伊训》 1）出自商代的《尚书。伊训》的第一段。P32 2）译文： 敢有经常在宫中舞蹈、在房中饮酒酣歌的，这叫做巫风。敢有贪求财货女色、经常游乐田猎的，这叫做淫风。敢有轻视圣人教训、拒绝忠直谏戒、疏远年老有德、亲近顽愚童稚的，这叫做乱风。这些三风十过，卿士身上有一种，他的家一定会丧失；国君身上有一种，他的国一定会灭亡。臣下不匡正君主，要受到墨刑。这些对于下士也要详细教导。 3）评价： 这是伊尹引用《官刑》中的一句。这是商汤管理吏治而规定的行政法律规范，可以看出它对于卿士与邦君等奴隶主贵族具有严格约束的职能。这体现了商代的“依法治吏”。促进了奴隶制行政法律规范的发展，同时也对奴隶制政权的稳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疑狱，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 《礼记·王制》 1）出处：《礼记·王制》中对商朝的诉讼和审判的规定。 2）译文：对事实或犯罪情节存在疑问,须与众人征询讨论意见.众人都认为存在疑点,则从轻处罚,比较类似的案例作出裁决. 3）评价：体现了商代对疑难案件的审慎态度，主张广泛征求意见，然后定案。公认有疑点之案，则采取赦免方针，但虽与同类案件加以比较，才作出最终判决。此原则一定程度上符合现代刑法之原则。 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昭公六年》 1）出处：《左传》中关于夏商周的法律规定的描述。P40 2）译文：夏朝有民众作乱，所以制定禹刑。商朝有民众作乱，所以制定汤刑。周朝有民众作乱，所以制定九刑。 3）评价：“禹刑”、“汤刑”作为“乱政”即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的产物，分别是后世对夏商两代刑事法律规范的统称。它们既不是成书于一时的成文法，也并非夏禹、商汤二人所制订，而是夏商两代逐步形成和不断扩充的，其内容基本以习惯法为主。后人之所以将它们以禹、汤命名，不过是出于对本部族政权的开创者所表达的一种尊奉和崇敬，同时也是“夏刑”、“商刑”的一种代称。“九刑”，周公旦所名的九篇刑书。说明周朝已经有比较完整之刑书，虽然此时立法创制的活动非为公开，且不一定成文，但这些理发创制活动为以后成文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祭祀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礼记·曲礼》 1）出处：《礼记》中对道德法律化的描述。P42 2）译文：道德仁义，没有就礼不能形成；教化良俗，没有礼就不能完备；诉讼纷争，没有礼不能判决；父子兄弟（之间的关系），没有礼不能确立；求学拜师，（师徒之间）没有礼不能亲近；上朝治军，做官执法，没有礼不能确立威严；祭祀神鬼，没有礼就不能做到诚心和庄严。 3）评价：西周时期，周礼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对西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起着积极而广泛的作用。从各方面考察，周礼是西周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