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功鲁克俭的对话.doc

【杨学功 鲁克俭】 在范式转换的途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的对话 ●杨学功（以下简称“杨”）：最近，我看到你作为副主编参与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以新的面貌出版了。我把第一批已出版的十种书翻阅了一下，发现除重印以前的几部有影响的著作外，又增加了几部新书；有的是旧版“升级”，如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传》由第三版“升级”为第四版。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对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国在20世纪50—70年代曾以“内部发行”的方式零星出版过几部，是“供批判用”的，且不成系统。比较系统的译介工作始于80年代，最有影响而且到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当推徐崇温主编、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总数大约有三十多本，包括一些中国学者的著作，而翻译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有二十多本。除这套丛书外，零星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译著也不少，如张 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周宪等主编的“现代性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刘东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译林出版社），都有一些属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而近期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除了你们这套“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外，还有段忠桥主编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高等教育出版社）和魏小萍主编的“马克思与当代世界译丛”（东方出版社）。 比较一下，人们也许会感到惊奇。就数量来看，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译著相比，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反而要少些。这与中国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大本营”的地位似乎是很不相称。但我认为，这有其“历史必然性”。因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直接来自西方、来自马克思的故乡，而是来自俄国及以后的苏联——“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中国人起初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就其内容来说实际上是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很长时间内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予以排斥和否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其权威和“正统”的地位，于是人们渴望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态，即西方马克思主义。近年来，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直很热，形成了一种颇具声势的学术潮流。这可能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吧！ ○鲁克俭（以下简称“鲁”）：看来你对“国外马克思研究”是很关注的。说实话，我是不赞成笼统地使用“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提法的，而是主张采用“国外马克思研究”的新提法。实际上，就国外马克思研究的总体格局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们常说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其研究套路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工具对当代资本主义现实进行分析和批判；另一方面是“国外马克思学”，主要是面对马克思文本本身，是对马克思的著作版本、思想发展以及理论观点所作的学术性研究。以前我们对后者的研究重视不够。 ●杨：我赞同你对“国外马克思研究”的划分。但是在我看来，无论是“国外马克思学”，还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对我们都有借鉴意义，没有必要厚此薄彼。以前完全忽视“国外马克思学”研究，固然失之偏颇；但是像现在一些研究者那样，完全颠倒过来，以为只有“国外马克思学”一枝独秀，而“国外马克思主义”则一无是处。我认为这也有些过头了，因为“走向反面”并不会使我们离真相更近。 这两天我乘兴把卡弗著的《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看了一遍，觉得国外学者的著作资料丰富、论证细致，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优点。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学术思想关系，也曾是我感兴趣的一个课题。我原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参加魏小萍主持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二版（简称‘MEGA2’）研究”课题时，就是以此为题申报的子课题。但是后来因为工作变动，就不再参加了。 2005年初，应《南京大学学报》之约，我写了一篇文章①，谈到这个问题。后来应邀参加南京大学主办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文献学研究及其当代价值暨第二届广松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即以该文提交。会议期间，一个叫中野英夫的日本人，提出要把该文翻译成日文，后来果然在该年《情沉》杂志上发表了。② 读卡弗的书，不禁勾起了我对这段往事的回忆。有趣的是，虽然我们的基本观点不同，但在涉及恩格斯的几部代表作时，却有相似的看法。因为你说过要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甚至写一部专著，故请你批评指正。 ○鲁：我看了你在《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那篇论文（没看日文翻译，估计内容相同吧）。从论文来看，你很早就注意到了人们对恩格斯评价过低的问题，难能可贵！卡弗在北京大学的报告结束后③，对我说“感觉很满意”；第二天，我为他送行时，他又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我猜测，他是感到有收获才这么说的。我自己正在着手写的关于青年马克思与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