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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译史 袁素平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 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 中国文化的特色：从未中断过。 巴比伦灭了 印度，埃及曾经沦为殖民地 中华文化生生不息 季羡林：“中华文化之所以能保持永保青春，万灵之药就是翻译。” 中华文化的源头： 易经 the art of changes Confucius 孔子 Mencius 孟子 Confucianism 儒家文化 太极生两仪include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西方之水： 第一次高峰：从明朝末年开始引进西方的文化，最终在清朝末年特别是在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达到高潮。清朝末年其实是引起了中华文化的后退。 梁启超：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掀开了翻译政治小说之幕，林纾翻译文艺小说。 第二次高峰：以1919年为界，掀起第二次高峰 鲁迅是现代小说之父，其一半的活动是和翻译相关的。 第三次高峰：改革开放1978年之后。近现代出不了大家。 中西文化之别： 中国重智即动头脑的能力 外国重用即动手实践能力 因此要：手脑联盟 四次翻译高潮： 东汉至唐宋时期，佛经翻译盛行。、 明末清初，欧洲一批耶稣会士相继来华进行翻译活动，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也介绍了西方学术。 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期间的西方思想和文学翻译。这一时期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严复和林纾。（3，4之间是断档的历史） 改革开放至今 东汉至唐宋时期的佛经翻译 东汉桓帝年间的安世高：《安般守意经》等三十五部佛经，开后世禅学之源，其译本“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但其主要偏于直译。 支娄迦谶：其所译经典，译文流畅，但为了力求促使原来面目，“辞质多胡音”，即多音译。 支谦：“颇从文丽”，开创了不踏实原著的译风，对三国至西晋的翻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翻译中的“会译”体裁，以及用音译取代前期的音译。（复译，重译等） 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由此一直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 北魏孝文帝：促进中华文化的融合 千古一后：冯太后 前秦：释道安 前秦时代：佛经翻译由私人事业转入了译场翻译，释道安在朝廷的支持下首创译场翻译制度，采用“会译”法来研究翻译。他主张严格的直译，并总结汉末以来的译经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理论，指出五种容易使译文推动原来面目的情况和三种不容易处理的情况。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 一者，胡语尽倒（词序颠倒），而使从秦（改从汉语语序），一失本也。 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 三者，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 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 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三不易： 改古适今，很不容易； 二． 圣哲微言大义传给浅谷之众，实不易也； 三． 佛祖死后，大弟子阿难等反复斟酌，兢兢业业，而今由凡人来传译，事隔丢掉，更谈何容易。 主要贡献： 首创译场制度 会译法 五失本，三不易说 综理众经目录 鸠摩罗什：集体翻译，审校 继道安之后创立了一整套译场制度，开集体翻译、集体审校的先河。 倾向意译，重视文质结合，既踏实于原文的神情，读来又妙趣盎然，能“以实出华”，传达原经的文体美和修辞美。反对前人译经时用“格义”（用中国哲学的传统概念比附和传译佛学概念）的方法，创立了一整套佛教术语。 贡献： 整套译场制度 重视文质结合 反对“格义” 意译派代表。梁启超赞其“深通梵语，兼娴汉言”，他的译籍“不特为我思想界辟一新天地，即文学界之影响亦至世焉。” 隋唐时期的翻译 高度发达，唐朝达顶 隋代历史较短，译经不多。 玄奘 1．带回佛经657部，主持更为健全的译场。在十九年间译出75部佛经，共一二三五卷。 2．把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成为第一个把汉文著作向国外介绍的中国人。 3．制定了“五不翻”的原则，即：秘密帮，含多义帮，无此帮，顺古帮以及生善帮。 4．译经过程中运用的各种技巧：补充法，活力法，变位法，分合法，译名假借法和代词还原法。 唐代以后的佛经翻译 1．唐末无人赴印求经，佛经翻译事业日衰。 2．宋代，虽也有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有名僧东来传法，宋太宗也曾兴建译经院，从事佛经翻译，但其规模与水平已远不如唐朝的玄奘时期。 3．元明清三代从事佛经翻译的人数渐少，几百年间只译了几十部经卷。 4．佛经翻译高潮过去以后，除少数民族地区以外，没有较大规模的文字翻译活动。但各民族的翻译活动也有，如：回回历书，《元秘史》以及《古兰经》等的翻译。 明末清初的翻译 科学翻译 欧洲的一批耶稣会士相继为华，主要以传教为宗旨，同时介绍了西方学术。 这次翻译高潮从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