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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思考 　　摘 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翻译学者们都采取了语言学的研究途径。而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模式。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文化转向为翻译提供了新的研究空间，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语言学研究模式的不足，但并不是否定了语言学研究模式。研究文化转向的概念由来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概念，以及更好地利用这种研究模式给翻译理论提供新的研究空间。 　　关键词：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影响；启示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831（2013）08-0196-3 doi：10.3969/j.issn.1006-2831.2013.03.049 　　 1 . 引言 　　传统上的翻译一直被理解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过程，因而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20世纪70年代以后，翻译研究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它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模式而上升为一种文化上的反思。这一现象被称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通过文化转向前后的翻译理论对比研究可以发现，文化转向在翻译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翻译研究文化派的观点对以前的翻译理论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翻译学者们都采取了语言学的研究途径，这类学者以雅克布逊（Jacobson）、卡特福德（Catford）和奈达（Nida）等为代表。他们以语言学的理论为背景，以源语文本为中心，认为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试图追求译文在语法、语义、读者感受等方面与原文的等值。而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模式。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认为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篇章而是文化。文化转向潮流起源于西方学术界，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翻译研究也自然加入了这股文化转向大潮，但同时关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问题与争论也一直存在。研究文化转向的概念由来及其影响，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认识这一概念，以及更好地利用这种研究模式给翻译理论提供新的研究空间。 　　 2 . 文化转向的产生与发展 　　奥地利翻译理论家斯奈尔?霍恩比（Snell Hornby）首次提出“文化转向”这一命题。1989年在英国沃瑞克大学召开的国际翻译研讨会是翻译研究转向文化研究的标志。1990年，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维尔（Lefevere）合编的《翻译、历史和文化》一书，开始强调翻译与权力、意识形态的关系，该书的发表进一步推动了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此后，翻译学者进一步深入挖掘。从宏观角度出发，以政治、文学、历史等多角度为切入点，将翻译研究重点从原作转向译作，从源语文化转向译作文化，将翻译与各种文化因素结合起来，形成各式各样的理论。勒弗维尔将翻译与权力联系起来，在其代表作《翻译、改写与文学名声的操控》中引入了“改写”这个概念。他认为翻译是一种重要的改写形式，其目的是适应当时主流的意识形态与诗学规范，因此必定受到当权者、赞助人或译者意识形态的支配，是一种操纵行为。加拿大女权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之一的谢莉?西蒙（Sherry Simon）将翻译与性别联系起来，从性别研究的角度探讨翻译问题。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例如印度裔美国学者斯皮瓦克（Spivak）以及另一位印度学者尼兰贾娜（Niranjana）将翻译与政治相结合，关注翻译在殖民过程中发生的巨大作用，研究翻译学者如何利用英译作品将他们意识形态上的价值观念强加于被殖民者身上。 　　当然，文化转向的发展远不止以上提到的这些，但无论这些翻译学者的侧重点如何，他们都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层面对翻译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探究，体现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大趋势。 　　 3 . 文化转向产生的原因 　　通过研究文化转向产生的历史背景可以发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语言学的研究模式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加之受到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的深刻影响，翻译研究在自身发展中不断从其他学科汲取养分，促成了文化转向的发生。 　　传统的语言学派翻译理论把文本视为封闭的结构，认为译者的工作仅仅是把凝结在原文中的意义搬到另一种语言中，始终处于原作者的阴影里，毫无创造性可言，排除了翻译活动的具体社会历史语境，忽视意义产生、解读和接受的历史性。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间的交流日益增多。翻译作为交流的一种手段，其重要性日益突出，传统的语言学研究模式认为翻译是语言换码的观点已不能满足各国间跨文化交际的需要。正在此时，西方文艺界出现了结构主义，这一思潮从上世纪80年代起对西方翻译理论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并对传统的翻译理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解构主义提倡一种反传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