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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案例分析：野生动物伤人案案情简介：2000年5月20日早上8时30分左右，一头野生羚牛闯入陕西省洋县四郎乡田岭村村民文宏明（化名）家，将文顶倒在地，其妻吉某亦被困屋中，当地有关部门闻讯展开营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六条明文规定，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捕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由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由于野生羚牛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因此当地有关部门不敢擅自捕杀，只能逐级请示；当日下午1时20分才从陕西省林业厅传来指示，可以击毙羚牛；下午4时20分，羚牛终于被击毙，而此时文宏明已经死亡，其妻吉某亦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分析参考：从这起案件本身来看，应当说当地相关部门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的。他们一面组织营救，一面向上级主管部门请求，这正是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要求的。可以说当地相关部门的行动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本起案件中所有的具体情形都抽掉的话，那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确是一个古老的法治难题；在法律权威与社会正义二者发生冲突时，人们应当如何选择？这是法治理想中的一个两难命题：严格遵守法律权威（这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和原则）就意味着放弃受害人夫妇的生命安全；要实现社会正义（这是法治价值的终极体现）就意味着放弃法律权威。　　人类制定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然而，事物并不总是遂人所愿地发展，有时候严格实施法律，却收获的是非正义的恶果。因此，当信守法律会造成不正义的恶果时，是忍受这种不正义的恶果，而维护法律的尊严，还是以牺牲法律尊严为代价而实现社会正义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引出了两大著名的法学流派：自然法学派和实证分析法学派。自然法学派认为一切法律，都必须符合人的理性，尊重和保障个人自由和人权，任何制定法如果与人的理性以及自由与人权这些基本的价值相抵触，就没有法律的效力，“恶法非法”是自然法理论自然而然的结论。这就意味着在法治实践中，如果执行法律规定所带来之结果与公平、正义、人权这些基本价值观相抵触，那么，这种法律规定就不应当被遵守和执行。但自然法理论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1）它建立在“理性”、“自然权利”这些先验、抽象的命题之上，使其带上了逻辑上难以证明的硬伤；（2）由于“正义”、“理性”、“公平”、“权利”等一套抽象的价值体系对制定法“合法性”的评价见仁见智，很难统一，其极端化的表现就是人人都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否定制定法的有效性拒绝遵守法律；（3）把某种政治权威的道德作为制定法的评价标准将会导致法律的专横。正是由于自然法的缺陷，所以实证分析法学应运而生。　　实证分析法学认为，法是出自文明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权威的规则；法的意思只能从实在法中引出，而不能从抽象的正义或者道德观念中引出。因此，要求法学研究应坚守“价值中立”，只承认实在法的存在而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进一步不承认法与道德之间有必然联系，但也因此落下了“恶法亦法”的恶名。但是实证分析法学的法律观因为拒绝对实在法进行道德评价，强调实在法的最高效力，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出自一定权威，按照一定程序制定的实在法，这对一个进入正常秩序的社会，实证分析法学的法律观是树立法律权威，维护法律尊严，进而确立法治的绝对统治地位方面，就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但由于除其坚持“价值中立”而出现“恶法亦法”的难题外，还会导致在法治的名义下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正是这些方面，才导致二战后实证分析法学的反思和自然法学的复兴。　　回到本案，如果对一个信仰自然法理论的人来说，肯定会认为人的生命价值高于维护法律权威的这一社会价值，因此在这起野生羚牛伤人案件中，当地有关部门就应撇开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毫不迟疑地击毙羚牛，以保护受害人夫妇的生命安全。而如果一个坚持实证分析法学法律观的人，他的做法与先前叙述的当地相关部门的实际做法会大同小异：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必须得到严格遵守，以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即使会付出受害人夫妇受伤甚至死亡这样惨痛的代价。这仍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两难选择。　　法治的现实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两难，归根到底在于法治不仅仅是一种理想，而且是一个运行过程。人类制定法律，实现法治，是为了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保障个人权利。只是因为人们在何为公平与正义这一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因此退而求其次，将法律确定的秩序本身当作公平与正义的化身，遵守法律、尊重法律的权威，就是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但是当现行法律的执行结果与其基本价值冲突时，选择往往是要求人们遵守现行法律，当然，这种遵守也开始被附上越来越多的条件。　　随着法治观念地深入人心，只有人们对法治目的的理解、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内涵越来越趋向共识的时候；只有人们都能够认识到保护人的生命的崇高价值、牺牲法律的权威而不被认为是践踏法治的时候，再面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