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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教育的市场化与行政化 　　[摘要]大学教育的市场化是不可抗拒的全球化潮流。中国的大学教育在市场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突出表现为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错位。要正确处理好大学教育与市场的关系，必须坚持大学教育的公益性质，促进教育公平；必须注重人文精神与大学理念的培育；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大学的体制改革，通过完善大学法人治理机构来扩大大学的自主权，促使行政权、教育权、学术权的分离，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真正的思想自由与学术自治。 　　[关键词]大学教育 市场化 去行政化 人文精神 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3）06-0028-05 　　[作者简介]肖玲聪，西藏民族学院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陕西咸阳712082）；崔海亮，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陕西西安710127） 　　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中国大学教育体制有了诸多转变，逐渐出现了大学教育市场化的趋势。在推进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教育市场化带来的问题。不论是否赞同大学教育的市场化，大学教育已经被纳入到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格局之中。在中国的大学教育经由规模扩张走向内涵发展的今天，探讨大学教育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显得尤为必要。 　　一、中国大学教育市场化的过程 　　大学教育的市场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减少国家（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投资比例及增加非国家（包括市场、个人或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投资；第二，强化高等教育与经济私有部门的联系，甚至加强大学与商界及工业界的关系；第三，加强私立（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扮演的角色。”教育市场化改变了以往人们对教育公益性质的认识，也改变着大学的教育体制。受教育市场化的冲击，政府、市场与大学教育的关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对普通群众的生活也产生着重大影响。 　　（一）公益性目标与市场化目标的矛盾 　　大学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和市场化的目标不一致。早期的大学被认为是与社会没有多大联系的“象牙塔”，是探求真理、研究学问的一个自治性的学术团体。1810年，威廉?冯?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被认为是现代大学的开端。洪堡主张大学要保持相对独立和学术自由，大学不应受到来自大学以外因素的干扰。英国的纽曼认为，大学是传授普遍性知识的场所，其任务是提供博雅教育和从事智力训练。大学应该培养的是具有绅士风度的有修养的文化人。蔡元培明确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为灌输知识、练习技能之作用，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是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于人类也。”由此可见，大学是以探求真理、研究学术、传承文明、完善人格、创新思想、教化社会为目标的一个学术团体。而市场是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为目标的。大学教育的公益性目标与市场的功利性目标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中国大学教育在矛盾中逐渐市场化却经历了一个与西方明显不同的过程。 　　（二）中国大学教育市场化的发展过程 　　如果把1912年成立的北京大学看作是中国现代大学开端的话，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大概经过了以下三个阶段。 　　1.民国时期的大学――赋予了特殊的“教育救国”政治内涵的教育体制 　　北京大学前身是1898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它是戊戌变法留下的最具积极意义的成果，是秉承了“教育救国”理念的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当时中国的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因此，她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严复出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由于受清朝科举制度的影响，官僚习气浓厚，仍然没有改变由政府主导的行政管理治校模式。后来，蔡元培执掌北大，按照“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以德国的柏林大学为蓝本来改造北京大学，才使北京大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但是北大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仍然受到当时行政体制的不断干预。为此蔡元培曾多次辞去北大校长的职务。他曾在1919年发布了《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其中说明了他辞职的原因：“我绝对不能再做那政府任命的校长；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 　　在中华民国时期，对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对内有封建军阀的割据混战，“救国、救亡”成为时代主题，当时的大学也负有一种强烈的救国的使命感。客观上民国政府由于疲于应对连绵不断的战争，也无力对大学教育进行过多的干预，所以民国时期的大学教育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就。如西南联大在当时全国抗战的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坚持“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的宗旨，不仅成就了许多学术大师，而且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那时西南联大的师生，许多人虽然政治观点不尽一致，学术观点各有千秋，但都有抗战必胜、民族必兴的共同信念。正是这种同仇敌忾，复我河山，振兴中华的决心和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