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分权与政府服务性支出..docVIP

中国式分权与政府服务性支出 内容摘要：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我国以中国式分权和以增长为核心的政府职能异化为内容形成的体制，然而随着经济的增长，政府的服务性支出不足问题日益凸显，研究发现，中国式分权造成了政府服务性支出的长期不足，成为其体制性障碍。这就需要我们从体制层面改变现有增长模式，提高政府服务性支出，使“公共财政”也逐步向民生倾斜,将民生改善融入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中。 关键词：中国式分权 政府服务性支出 地方政府 一、引言 “十二五”开局之年，交出“十一五”高分答卷的中国，通胀压力不断凸显，民生难题有待破解，经济转型面临挑战，社会管理呼唤创新。新老问题交织的背景，使今年两会关注度高于往年。根据媒体两会民意调查结果，公众除对医疗、教育、就业等“老难题”保持关注外，今年对物价上涨、工资增长、城市治堵、搬迁补偿、社会管理等新热点表达更多关切。经济不断地增长，而民生问题的解决却相对迟缓。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社会福利，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紧迫任务。尽管公民意识逐渐提升，政府不断把民生问题放在首位提到工作议程，人大会议每次都高度关注，但实际行动的结果却与理想相差甚远。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政府在民生领域所承担的政府责任的程度非但没有提升,反而不断出现下降的趋势(吕炜、王伟同, 2008)，而普通百姓的看病难、上学难、住房难还是难以解决。 按照世界一般经济发展和财政能力与公共服务支出规模的关系来看, 2006年中国用于教育和医疗的公共支出应当占GDP的6.69% ,而实际上国家财政当前用于医疗教育的支出总额仅为GDP的3.51% ,只达到其应当承担政府责任的52.4% ,政府公共服务性支出总量不足的问题相当明显。（吕炜，王伟同）08年以来，面对政府意识到对民生投入的重要性，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农村、医疗、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试图扭转公共支出不足，这种投入趋势是否可继续进行。有待时间的考验。 事实上，面对民生问题，从社会发展的宏观经济形势来看，我们可以得出中国式分权与政府的服务性支出有密切的关联。各级政府对于公共服务性支出的偏好不足,似乎成为一种既有体制的“自发行为”,即在现有体制激励下,政府具有少提供公共服务的内在激励。而与此同时,在既有体制框架下,与服务性支出不足的“自发行为”相对应的另一种“自发行为”是各级政府具有发展经济的冲动。（吕炜）。众所周知，创建于20世纪七十年代末并主导中国经济政治安排的体制，其最初目的是改革开放并使经济高速增长，达成我们奔小康的目标，基于这种目的的制度变迁的设计出发点也构成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核心点。随着时代的变迁，实际情况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体制却没有与时俱进。经济虽然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民生问题却没有很好改善，我们可以怀疑这种体制有可能阻碍着民生的发展。最终可能导致经济发展—民生问题的恶性循环。在体制设计之初，我们主要考虑的是在70年代的经济增长问题，单纯的以为经济发展了就可以改变民生问题。然而经济的不断增长，金融风暴来袭，我们才注意到这种体制并没有很好的解决民生问题，只是一味的追求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提高。其经济的增长的同时并没有解决民生问题，而把它置之脑后。使人民没有共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民生没有得到很好的改善必然也会影响到经济的增长，是经济增长的瓶颈。只有改善这种体制才能使民生得到良好的发展，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群众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尽快达到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 本文从我国的特殊体制 （中国式分权）的角度，分析政府的服务性支出不足的主要原因。同时破除体制障碍，改善民生，提高政府公共支出的质量。是经济发张走上稳健之路。 二、中国式分权和服务性支出 中国的经济增长体制异化成为中国民生改善的体制障碍。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增长体制，究其原因来解决民生问题。 中国经济为何可以飞速发展，基本可达成共识的就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另外经济的高速运行还得益于中国式分权体制。一方面是对地方政府的效绩奖励机制。另一方面就是政府职能的异化。其中地方政府的激励,一方面来源于以赋予地方政府更多经济自主权为核心的财政分权改革,另一方面来自于以官员任免为主要方式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有力控制和以经济绩效为考核标准的经济增长激励,二者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分权模式,而这一特殊分权模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证实(Qian and Weingast, 1997; Qian and Roland, 1998; J in,QianandWeingast, 2005; Li and Zhou, 2005等) 。相对的是政府职能异化，其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