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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育新农民？ ——经济文化学的视野 何爱国 （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博士后）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是破解“三农”困境的重要出路，可以通过八个方面来思考：制度创新；传播知识与技术；转换情感系统与美感系统；转换意志系统与意义系统；培育企业家精神；培育工业社会习性和市民化；传播新思想；树立正确的传统与现代观。如何培育新农民要有高度的社会自觉和方法创新。 关键词：现代化；新农民；科学发展观；经济文化学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在农村。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和全国工作的重中之重。全会提倡要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创造作用。两亿四千万农户、八亿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那么，如何培育新型农民，使他们能够发挥主力军作用呢？本文主要从经济文化学的视野谈谈个人的一些看法。 经济文化学着重探索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及其与其他非文化因素联动。美国著名的增长经济学家W.W.罗斯托在1990年重版他于1960年发表的专著《经济增长的阶段》时，意识到“文化、社会和政治因素所起到的作用不亚于经济因素”。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也主张：要说清楚“经济”问题，就要提供一种把一切“非经济”因素包括在内的分析。他认为经济发展取决于“自然资源”和“人的行为”，决定经济发展的人类行为（直接原因）主要包括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努力、知识的增长与运用、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量的增加等，而其背后的原因（引起直接原因的原因）则是“制度”与“观念”。经济哲学家阿马蒂亚·森强调，“发展是一个相互依赖的过程，而且经济的成功不可能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成就相分离。” 经济文化学家对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和研究，如刘易斯细致地分析了愿望/欲望/态度、知识/思想/教育、制度等方面对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的影响，缪尔达尔探讨了制度与文化（态度）对经济发展的制约；新经济史学派和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斯认为产权、国家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变迁是经济发展的源泉；美国人类学家拉尔夫·林顿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包括：创新者行为模式、与私人工业与个人财富积累有关的价值观、所有制、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文化的整合程度与文化变迁等；日本经济学家森岛通夫认为意识形态、国民气质、行为方式以及所继承的文化资质等都会对经济发展施加影响。还有很多学者从文化角度透视经济发展。经济文化学的分析为我们创新破解“三农”困局的方法提供了一个新视野。 当前中国破解“三农”困局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就是培育新型农民。把广大的农民变成人力资源，而不是人口负担。 农民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中国有13亿多的庞大人口，每年大约新增1500万人，将近70%的人口仍然生活在农村，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约是1.5亿人。农村中青壮年劳动力普遍外出打工，大部分去了城市或沿海发达地区，留下来守护乡村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直接导致了农业的衰败，也引发了城市的流民问题。当然，绝对不可低估农民在沿海和城市接受新思想、新知识、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深刻影响，以及农民对建设沿海和城市的巨大功绩。 其次，农民受教育程度低下，整体素质不高。资料表明，全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13%，而初中的仍占49%，小学及小学以下的占38%，其中不识字的或识字很少的占7%。缪尔达尔在20世纪60年代末研讨亚洲国家的欠发达问题，曾经系统地分析过亚洲农民的整体素质。他指出：从发展的观点看，农民对待生活和工作的态度是有缺陷的：工作纪律松弛，不守时，不太尊重秩序；有着许多非理性的观点和迷信观念；缺乏警戒性、适应性和雄心壮志，不太愿意进行试验或改革；存在着对权威和习俗的盲从；对深思熟虑和持之以恒的节育缺乏准备等。缪尔达尔的分析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也适应中国。目前中国的社会思想是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并列，但中国农民的思想基本上还是传统农业——游牧文明的精神，总体上处在前现代状态。即使长期在中国城市中生活的所谓“市民”，也有大量的人仍然保留着传统的农业精神的思维和行为。而中国农业精神的思维方式，诚如姜义华教授所言，乃是情理不分，以情代理，放纵感情以取代理智的分析，用主观价值取代客观之理，甚至由此走向唯意志论，走向直觉主义与狭隘经验乃至蒙昧主义的结合。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个人独立、平等、理性、法治和契约的权威等理念严重缺失。 其三，农民基层文化生活比较单调，也比较匮乏，网络在农村还是奢侈品，各种文艺活动基本上停止了，除了看电视，主要是打麻将和赌牌，这使得社会风气复杂化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还基本上是空白。农民的公共